清华附小的老师们----胡晨(清华附小1967届三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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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附小是我们一家三口接受最初正规教育的地方,我们所受到的基础教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清华附小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立人为本、成志于学,将“为聪慧与高尚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延续至今。在庆祝附小成立百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一、王雅琴老师——我们一家三口的启蒙老师

  在清华园里,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毕业于清华附小的比比皆是,算不上是新闻,但是像我家这样,一家两代三口人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为同一位老师的,似乎并不多见。

  我和丈夫是小学的同班同学,1961年当我们步入清华附小时,遇到的第一位班主任就是王雅琴老师。1984年我儿子出生,记得是在1985年的初夏,我们一家人在清华园里散步时遇到王老师,得知王老师尚未退休还在做班主任时,丈夫当即对老师说,真希望在儿子上小学时能赶上王老师带一年级。结果希望成真,1990年9月儿子进入清华附小读一年级,王老师正好轮到带一年级,而我儿子又非常幸运地分在了王老师的班里。就这样,王雅琴老师便成为了我们一家三口共同的启蒙老师。

  记得当年我刚入附小初见王老师时,感觉她与幼儿园的老师相比,脸上多了很多严肃,有时候甚至是严厉,使人不觉对她肃然起敬,心里总有些小小的害怕。那时的我胆子比较小,几乎不敢主动同老师讲话。王老师很能看清学生们各自的心理特点,在一次点名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后,她微笑着鼓励我:“回答得很好,声音也足够大”,这使我增加了自信。从此我积极举手主动要求回答提问,并且在回答时用尽可能大的声音,使班里的同学们都能听得到。与王老师交往多了,觉得老师其实是很和善的。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一年级才读了没几天就生病住院了。等我病愈恢复上学时,学期已经过半。由于是大病初愈,为避免复发医生要求我每日只能上半天课。因为生病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回到学校下午的课也没办法上,我很担心,我还能跟得上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吗?没想到,这些事情王老师早就替我安排好了。我恢复上课的第一天中午放学时,老师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耐心地告诉我各门功课已经教到了哪里,当天下午将会讲哪些内容、要点在哪里、会留什么作业。老师要我下午在家里先自学下午课的内容再将作业写好,然后再按计划将之前落下的功课逐步补上。就这样,在我恢复全日读书之前,每天中午放学时,王老师都要叫我到她的办公室,检查我前一日自学补课的学习情况,布置新的学习内容。在老师的悉心帮助下,虽然我这一学期缺了很多课,但是最终期末考试,我仍然取得了双百分的好成绩。不仅如此,老师的认真辅导,还使我获得了较强的自学能力,为我后来能够考上大学奠定了基础。

  我读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班主任都是王老师,那时的语文、数学两科都是由班主任老师一人承担,不似现在分科教学,老师的辛苦可想而知。

  到儿子上小学时,老师们已经分科目教学,王老师为语文专业教师,而且成为了学科带头人。儿子读到二年级时,王老师因病无法继续做班主任了。在王老师一年时间的教导下,儿子已经从幼儿园小朋友成长为合格的小学生了。大概他将王老师作为了语文老师的典范,后来教过他的几任语文老师,在他看来都似乎有些许的瑕疵。

  二、陈德馨老师——让我过把批改作业的瘾

  我读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是陈德馨老师。这时语文、数学仍是由班主任一人承担,当时老师经常来不及在学校批改作业,需要将同学们的作业本抱回家,所以当时我们的语文、数学作业本都是两套,轮换着交作业。不记得是何时开始的,陈老师经常会让我在上课时间到她的办公室去,起先只是帮她登记同学们的成绩,后来还替她批改同学们的数学作业。老师先把我的作业判好作为标准答案对照,再告诉我评分的标准,然后我就像老师那样在同学们的作业本上用红色的蘸水笔打勾、画叉、评分,这对我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好不开心!当年三班的同学们,你们知道那时很多数学作业其实是我判的吗?多数情况下,我的作业答题是完全正确的,偶尔也会有出现错误的情况,答题完全正确时,自是高高兴兴甚至自鸣得意地给别人打勾、画叉;遇到自己有题目做错了的时候,便会觉得有些沮丧,然后会分析出错的原因,告诫自己下次不要重蹈覆辙。大约是喜欢高高兴兴地给别人打勾、画叉、评分的感觉,我自己答题出错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我们班上的课堂纪律自三年级起就时好时坏,有时老师情急之下,就会差我去校长办公室请安孟林校长到班里来,安校长每次来了总是先问违反了课堂纪律的都是谁,然后操着浓浓河南口音说道:“XXX、XX、XXX……,出来、出来,站成一排,齐步走,跟我来!”然后……然后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跟着去过。另外也不知当年被安校长带走的同学中有没有记恨我的,在此恳请你们千万别记恨我啊,我也是没办法,陈老师的命令我是不敢不从啊!也请去过的同学们讲一讲之后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也了解了解,呵呵。

  三、张瑞浦老师、李曼女老师——刚毕业的新老师

  读到四年级的时候,陈老师结核病复发不得不回家休养。恰在此时附小来了一批高中刚毕业的新老师。接替陈老师的就是两位新老师:教语文的张瑞浦老师和教数学的李曼女老师。两位老师中李老师更年轻一些。

  记得两位新老师刚开始接管我们班的时候,震慑不住的情况时有发生,安校长也时时在班里出现,遇到安校长不能来时还请来过赵恩宪老师。现在想想,当时两位新老师也够难的,好像李老师还被同学气哭过,当时的我们也真够不懂事的,真心希望老师们早已忘却了因我们的幼稚而带给你们的不愉快。

  自从张老师、李老师任教以后,每位老师只教一门课,这使得老师们可以集中精力、精益求精。记得就是从这时起,老师们分别开办了语文、数学兴趣班,利用假期及课余时间为学有余力的同学开小灶,这让很多同学受益匪浅。

  四、张国蕙老师——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

  到五年级时,数学老师换成了张国蕙老师。印象最深的当属张老师在课余开办的数学兴趣班。在兴趣班上,老师讲述的是与数学相关的一些常识性、趣味性知识以及一些计算过程中的小窍门。当时我总感觉听得意犹未尽,于是去书店买了《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算得快》等相关的书来读,这让我在数学学习中颇有收获。

  1970年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郊区温泉公社供销社卖菜。菜都是几角几分一斤,一捆或一个的重量都是几斤几两的。这类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时时刻刻都会碰到。当年张老师在兴趣班上讲的小窍门,《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算得快》等书中讲述的相关知识,统统派上了用场。用了这些知识和窍门,算起账来是既快又准,基本上做到“一口清”,令同事们瞠目。

  我儿子识字以后,我把《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算得快》等书放到了他的书柜中,闲聊时也会向他“倒卖”一些当年从张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在他读小学的过程中,一次他爷爷偶遇他的数学老师,老师告诉爷爷,儿子在解题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他自己的既快又准确解法。我想,这应该与他读了这些书以及间接地得到张老师的教诲不无关系。

  五、王郁芳老师——我们的珠算课老师

  在清华附小学习过的还有一门课,在我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珠算课。教珠算课的是一位高高胖胖的、年纪有些大的女老师——王郁芳老师。每次来上课时,她会提来一个大大的算盘,为了方便立起来给大家演示,串着算盘珠的立柱做成像毛刷子一样,很是好玩。使用算盘进行计算时,会用到一系列的口诀,王老师每次讲课时都会教几个口诀,而且要求我们把它背下来。这门课学完了,口诀也就全部背下来了。我初中毕业后分配到郊区供销社工作,那时没有计算器,经常要用到算盘,口诀早已熟记在心,打起算盘来自然得心应手。每到这时,都会不由地想起那位高高胖胖的王老师。即便是在很少会有人使用算盘的今天,也还是经常可以在各种场合听到诸如:三下五除二、管它三七二十一……之类的由珠算口诀演变而来的成语。而每当听到这些成语,我自然会想到珠算并联想起王老师。

  记得王老师在教我们珠算课之前,还教过我们手工课。想来是因为当时的师资力量比较紧张,需要老师们多才多艺吧。上手工课时会用到剪刀、胶水等物品,记得王老师总是细心地叮嘱大家:“要小心地把剪刀收好、放好,不要随便拿出来玩儿,以免发生危险”,“胶水瓶的盖子要盖好、拧紧,以免胶水流出来弄脏了书本” 。

  王老师的孩子中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大的长我一岁、小的少我两岁。我与她们既不是同年级更不是同班,又从未住过邻居,也想不出有过什么交集,只是同在附小读书而已。但是我却与她们非常熟识,虽然多年来大家各奔东西,一旦见面仍然亲切万分。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是因为王老师那母亲般的循循善诱而来的缘分。

  六、三位音乐课老师

  小学阶段一共有三位老师对我们进行了音乐方面的教育。

  第一位是刘秉钟老师。说来真是不好意思,当时我竟然不知道刘老师的名字,只知道附小的两位刘姓男老师,教音乐的刘老师个子高高的,被称为大刘老师,而教体育的刘维孝老师个子稍矮,所以大家称呼为小刘老师,这里面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年龄上的原因。大刘老师虽然个子较高、体型较壮,说起话来却是柔声细语,讲起歌曲满脸陶醉的表情。大刘老师隔段时间就会将同学分别叫到风琴(那时在小音乐教室上音乐课,好像还没有钢琴,只有风琴)旁视唱练耳,一个个地来,谁也别想滥竽充数。每到这时,因为担心唱不好,心里还真是有些小紧张。印象最深的是大刘老师因为嗓子不舒服经常有痰,他从来都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四方整齐的手帕,将痰吐在手帕中。

  第二位是毕可纫老师。毕老师是在大音乐教室给我们上课的。我与毕老师接触得比较多是因为从二三年级开始,我参加了学校的“跳皮筋队”活动。毕老师身兼领队、教练、编导、配乐、伴奏、表演服装设计等数职于一身,带领队里的同学在课余时间排练,到区里去参加比赛。记得那时在比赛时穿过老师用白色纱布做成的多层百褶裙,裙子上面还贴上了绿色电光纸剪成的小圆片,非常漂亮;还穿过从高年级谢玫同学家里借来的更加漂亮的彩色连衣裙。记得我们参加过好几次区里的比赛,到现在还能想起比赛时的热闹场面;也记得当时很兴奋很开心,可却怎么也想不起我们的成绩了。不知其他同学是不是记得呢?看来我当年真是重在参与了。

  四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叫刘宝廷的男生做辅导员,他与毕老师一起创作编排了“葵花舞”,记得我们班的女生全都参加了表演。舞蹈结束时,毕老师手持一把用彩色电光纸装饰成葵花花心图案的雨伞站在中间,我们围绕在周围,用每人手持的两把自制的半圆形扇子摆成葵花的花瓣图案,一朵硕大的葵花呈现在舞台上,煞是好看!这个舞蹈我们表演了很多场。还在颐和园排云殿前的广场演出过。由于排云殿前广场的表演场地是四面通透的,有一组摆花瓣的同学一时搞错了方向站错了位置,结果出现了类似“一边一个、一边仨”的情况,其他同学赶快提醒,及时纠正了过来。可惜,限于当年的条件没有留下照片,可此情此景至今犹记心中。

  第三位是李文英老师。李老师个子小小的,当年年纪也不大,大家都称她小李老师。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同学依然称呼她小李老师。没办法,看来小李老师在我们这些同学的眼中是长不大啦。

  小李老师也是多才多艺,脸上总挂着笑,就是严肃起来也感觉不到她的厉害。李老师指挥我们排练过大合唱,也为“跳皮筋队”做过动作、队形编排指导,手风琴伴奏等等。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但还是清楚地记得当年与我们个子差不多高的小李老师激情满满地指挥我们大合唱,看到她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不仅仅手向上挥动,连脚下都踮起了脚尖,我们大家也在她的指挥下,将能量全部释放唱出我们的最强音。我们在跳皮筋排练时,有时顾了队形顾不上动作、顾了动作又跟不上乐曲的节奏,而且越着急越出错。这时小李老师就会用手或打节拍或做动作,嘴里大声唱着曲调,身体和眼神指引队形走位,很快我们就能走出慌乱状态,队形有序、动作合拍了。

  七、三位体育课老师

  清华附小非常重视同学们的体育锻炼活动,有三位教体育课的老师,分别是负责低年级教学的小关老师——关永长,负责中年级教学的小刘老师——刘维孝,以及负责高年级教学的大关老师——关培超。附小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得天独厚,有一个令其他小学校眼热的超级大操场。三位老师相互配合,把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记得学校每年都会召开全校运动会,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有机会去参加区里的体育比赛。运动会开幕式上,会请来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讲话,马老先生上身穿白色衬衫打着领结,下身穿系着背带的半长短裤,长筒白袜、皮鞋,记不清他老人家讲的其他的话了,只记得他非常激动地大喊:“要动!要动!”学校还举行过跳绳比赛,我们班集体跑圈跳绳的成绩不错,曾经代表学校到区里参加过比赛。在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下,同学们不仅学到了体育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身体素质也得到了锻炼提高。我原本体质较弱,刚入一年级就大病一场;经过在附小5年的学习,体质增强了很多,印象中自一年级以后就再也没有生过大病,连感冒都很少发生。

  附小体育方面的课外活动也有不少,当时还曾经有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及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来附小做实习老师,对我们进行专项辅导。记得北京体育学院来的实习老师还在周末带我们这个课外活动组去体育学院参观并做训练活动。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不觉之间离开清华附小已经将近50年了,仔细想想,其实附小一直就在我们心中,从来都没真正离开过,随便什么时候不经意间就会想起与附小相关的人和事。

  回首往事,作为清华附小的毕业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一路走来所仰仗的正是由附小多年以来始终坚持的办学理念以及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谢清华附小,感谢各位老师,祝愿我们的母校继续发扬百年老校的优良传统,为培养更多的国家栋梁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