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小学和其他----张卫平(清华附小1968届六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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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用“白马过隙”形容人的一生匆匆,当然夸张。杜甫的“儿女忽成行”遂成万古名句。到了现代,小学、中学、大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流年的刻度,也可以被人用来感叹人生苦短。是啊,仅仅需要回溯50年,若中国人还循着几千年的习俗,那今天女儿的年龄都该有上清华附小的孩子了!

  2015 年,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成立 100 周年进入发小们的话题。开始不经意,后来热度只增不减。内心受到冲击,慢慢也开始有回忆的骚动。历数读过的回忆文章里,专门忆小学时代的好像很少。记忆里现存似乎只有钱穆的“八十忆双亲”中有不小的篇幅,也感人。小学时候的年纪,情窦未开,不会有沁肺润心的爱情故事。除了早熟的孩子,世界观的形成多在这个时期之后,也鲜有脱胎换骨的历练。就学习而言,也难留下传说。清华园里的孩子都不笨,小学的功课难分高下。我也是懂了微积分以后,才真正能欣赏清华发小后来显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天份。但时间久远,对小学的记忆必然最模糊,写得引人、有趣、可读不容易。大概只能拉拉杂杂把还留在记忆里的片段理出来,奢望自己和读者在字里行间拼出一个小学和童年的图景,以此纪念和怀念当年的小学、老师、同学、父母和那无忧的童年。

  一、上小学

  人静下来时,让脑子随便想过去的事,身后浩瀚人生里的同一些事总是倔强地出现,上小学的第一天就是一个,依稀地记忆里只有父亲带着我站在操场上那一刻的情景了。那是1963年,记忆中操场当年真大啊!我背着新书包,现在都记着当时心里新鲜、高兴的劲头,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姐姐大我两岁,两年前就是神气的小学生了,举手投足都让人羡慕。我曾经还和小伙伴偷偷跑到操场边上,像解放军侦察班似地趴在地上,偷看姐姐上操。现在想想,当时怕什么呢?

  父亲那天穿着一身蓝制服,微笑地站在那里和我一起等着什么,应该是报到或开学典礼?他在想什么?应该在迎接他人生又一个里程碑的如约到来吧。因为等到我为人父了,才越来越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22年后我在水利系做助教时,女儿同她的父母一样,在清华校医院出生。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发烧感冒,第一次带她去医院看病拿药时,递进去一张我从小见惯了、但从未留意过的“医疗互助卡”。药取出来了,我心却油然感动,和以前的互助卡一样,上面有两个名字,只是父亲的位置换上了我,孩子的位置换成了女儿。从此,我便是一个孩子的保护和依赖,像画面一样定格在那一刻,就像父亲当年和我一起站在小学操场上一般。

  二、结交发小

  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不少同学的婚礼,也曾被闺蜜选过做伴娘。几次下来,跟我讲了一个观察:新郎的朋友被邀请做伴郎的,大都是从小在一块儿撒尿和泥的发小“死党”,当着新娘的面都敢揭短,口无遮拦。新娘的伴娘们则不然,以高中或大学的好友为主。听了女儿的话,我想了想。我当年结婚的时候要是兴这一套,伴郎还真大都会是清华附小的同学!写初稿时甚至大发怀古幽情,列出我的假想伴郎名单: xxx、xxx、xxx ……后来发现这可能是个得罪人的事?所以用 “xxx”代替,你们自己想吧。谁会来谁知道!哈哈!

  20多年前,同学杨凯(清华附小1966届五班)在密西根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坐庄邀请周边州的朋友们一起过圣诞节。教授太太几次来电话催问我哪天到。我有点好奇,答说就那一两天呗。这时她才透露了玄机。原来教授每年圣诞节假期间都会邀请学生到家里派对一次。今年的安排有点挑战,不能和我撞车。不是怕人多照顾不周,是怕我口无遮拦,抖出教授当年的那些“糗事”,把教授多年建立的威严与清名毁于一旦!朋友聚会按计划举行,聚会时,老学生们当然都回避了,教授的面子得以维护。

  现在还记得,那天其实就是附小的同学会。五个男人,都是附小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四个娶的太太竟然都是附小前后年级的校友!附小不但教我们读书,学知识,连十几年后的红线都不动声色地牵好了!

  我入小学一年级实验班一六班,一路二六、三六、五六,到六年级六六班毕业。一六班的老师已经不记得是哪位了。二六时来了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应该在三四十岁之间。王老师个子不高,圆脸,好像是短发。最清楚的记忆是她比前任老师好像严厉很多,除此之外,惭愧地不记得如何受她的教诲了。只是对她的严厉居然记得这么清楚,可见当她的学生并不轻松。只是现在长大了,对严师们只剩下由衷地感激,其中不仅是王老师一人(同学王如骏和杨嘉实告诉我说一年级的老师是王孟冬,二年级是王雅琴。王回忆“严厉”的王老师是王雅琴,是我们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三六班时来了孟宪英老师做班主任。孟老师是王老师的“反面”:男的,1.8米的个子(我小时候的印象),当时应当是20岁出头,刚从师范专业毕业,科班。可惜对孟老师的“施教风采”也无从记忆了,甚至都不记得他教过语文,算术还是兼职两科。但他留下的印象特征不是严厉,倒反而记得他常常哈哈大笑。原因大概是他一个大个子男人,是我们长成的未来,不必扳住面孔,天生就能镇住10岁上下的男孩儿。女生们为什么也听话,就不知道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学校一夜之间地消失了。在父辈们百受煎熬的同时,孩子们却不谙世事,疯玩了一年多。突然,“中央文革”一声令下,要大学、中学、小学复课闹革命。我又和同伴们一起回到了学校。算算从1967年10月小学复课到1968年9月升入清华附中初中,一年时间,度过了两个年级。脑海的倔强记忆库里却不曾有任何五年级和六年级上课学习的片段。在记忆全失与的确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上学上课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零星的记忆中有同学总是从窗户里进进出出,不走正门,显得特有“份儿”,也就是今天的“范儿”。最近给孩子们讲家史,我甚至有点自豪地告诉还在上大学的儿子说,我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基本没上学,玩了两年!听得他瞪直了眼,羡慕地说不出话来!离开小学几十年后到美国谋生,我跟公司的老板闲聊时,告诉他我没有高中的学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我是否违背了公司的纪律,用人不慎啊!?我要是再告诉他小学的后一半也彻头彻尾是混的,当天说不好就让我“走路了”也未可知!

  三、实验班

  我们发小中有位大名鼎鼎的学长——陈小悦,前几年英年早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据说他是为数不多的所谓“清华一条龙”中的一龙: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又在清华做教师。以前没多想,这两天琢磨这篇文字的时候,发现我也勉强够格,添列在这种“稀少物种”中。说勉强的意思,是说我上附中没上高中,上清华(大学)没上本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老师没当到教授。除了幼儿园,只有小学完满毕业,却也只上了5年!但这唯一的“缺失”,我却特别引以为豪。这大概就是“实验班”实验的意义吧?

  附小办了大概有 5届实验班?所谓实验班就是每个年级有两个班学生用5年时间念完普通班6年念完的课程。我从一六班到六六班毕业,三年级就在实验班了。我记得很清楚,但不记得实验班是从二年级开始的,还是一六班就已经是了?问同是一路都是六班的同学们,大家也都没把握。故此请大家一起考证。据说实验班学生是从同年级学生中挑的。同学的姐姐回忆说是老师到家里征求家长意见,父母当然一口应承。邻居小伴特自豪,记得是自己考进去的。说老师那天问了两个问题: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我偷着乐,这不是混进去的吗?我怎么中选的,不知道,归于运气吧。如果不上实验班,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是否依然如是,想必大概不会。实验班给了我扎扎实实的4年小学。联想起后来无缘高中,这多一年的知识和基础在考大学时起了多大的作用,虽然无法量化,但我一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并由之始终对实验班心存感激。

  实验班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确定,但对它的结束却记得非常清楚,是那倔强记忆的功劳。1967年10月,全国中学、小学接“中央文革”的通知,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五六班。新教室在紧靠南墙的二层楼上。新老师是女老师李曼女。李老师端庄和蔼,但不失严厉。同学则自从1966年夏天“文革”初起,一年多没到学校了。老同学们重逢,那份高兴、开心可想而知。开学那天(也可能是之后的几天),我们班同学坐在教室里,听到一个晴天霹雳,学校决定把实验班打散,学生插入到其他班级。听罢大家立刻骚动起来,教室里瞬时大乱。李老师时而厉声训斥,时而好言相劝,好像后来还把安校长请来助阵。但都没有奏效。眼看分班无法进行,门口突然出现孟老师的身影。毕竟是孩子,见到原来的班主任,躲在心底的敬畏自然流露。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孟老师看了大家一眼,说“你们再嚷嚷看看!”大家面面相窥,不知所措。几秒钟后,不知是一年多来受“造反有理”的影响,还是实在不能容忍分班的痛苦,全班同学突然一起齐声大喊大叫,声音之大,时间之长,事后我们自己都吃惊不已。孟老师见状,愤而离开。年幼如我们当时,无分长幼,不敬师长,毫无师道尊严,一定让孟老师伤心了。无奈,分班后来还是进行了,好在变动不大,五六班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但实验班却留在记忆里了(后来据同学杨嘉实回忆,当时两个实验班同学被分打散成若干个组,插入其他班级。听话的同学就遵命到别的班上课去了。有部分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不去。出乎大家的预料,学校居然也没有深究,把留下的同学合并组成六班,一直到毕业。走了的同学知道后大呼上当,但毕竟晚了)。

  “文革”以后,在清华还多次见到孟老师,打过招呼,他也认得出我。有一次提起三六班,他比我们做学生的还自豪,说,都是好学生,错不了!他后来好像也离开了附小,不再做孩子王了。希望他的决定,不是当年我们大闹教室的动因之一。

  四、学习杂记

  “算术”——还记得刚上小学时听高年级同学说,小学功课中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最重要,也最难。在哪听到的和为什么,都无从考查了。但实验班好像是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课在一年内完成。想象里应该是件难事,但对三年级的回忆却没有任何“独上高楼”和“衣带渐宽”的苦学印象。对此不甘心,就使劲地回想,终于依稀记得学懂分数的概念和运算时,自己颇为得意。“二分之一大于四分之一”大概是我学习生涯里学到第一个抽象概念。至于四则运算、小数点、应用题、简化算式等等,都应该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些基本的算术功夫,当时觉得很平常。到后来有比较才体会更深。常听到人说美国的中小学教学不如中国。我不赞同这种几近粗鲁的结论。从我自己孩子的学校教育和教学生的经历看,美国学校的教育似乎更重视培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思路。老师的时间和经历似乎更多地放在启发学生思考和创意上,而对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效率则不刻意推敲,也从不推崇“勤学苦练”。端着“国学”的底子,看着孩子们在美国做作业,方法不够“漂亮”,不够“简洁”时,每每会因此而爆发“战争”。孩子们也苦恼,问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办法做?!事后想想,当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时,哪个模式更为优越,见仁见智。提出问题和有解决的思路, 应该是生存之道中更关键的手段。美国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华人孩子们受到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在鼓励创新的环境里,那些重视细节,推崇方法,又肯“勤学苦练”者,就容易脱颖而出。回到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创新”天份,但秉承附小培养的方法兴趣和苦练的习惯。后来初上职场时,曾用数学谋生愈十年,实验班里打下的算术基础功不可没。一直到去年,还好为人师,在社区的中文学校辅导高考数学。这一切,若没有附小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爱好,可能不会去做这“劳什子”。

  “语文”——最近几年喜欢把心里所想付诸笔端。完成后与朋友们分享时,竟然时时受到“谬赞”。其实写作已变成了自己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和乐趣,是我私下最高兴的事情。然后就追根溯源,想找到最初作文的源动力。小学时语文不是我的强项,甚至谈不到喜欢语文课。父母教物理和化学,理科似乎是不二的爱好和选择。可小学语文课的课文还记得不少,像“小猫钓鱼” “铁杵磨成针” “列宁的故事”等等。背词组、造句及默写是每天的功课。但回想起来,是一篇三年级(或二年级?)的课文,对我以后一辈子的写作都有影响,至今不能忘怀。课文的准确名字忘记了。权且记为“心中的春天”吧。文章的大意是,一个晚冬的周日,小学生主人公为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发愁。苦思冥想无果,不得已走出家门。大地还覆盖着白雪,树、草还未披上绿色。突然,一个画家背着画板,行进在冬天的旷野,显然在用画家的敏锐眼光捕捉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征兆。小学生顿时受到启发,春天不仅仅存在大自然中,春天源可在人的心里,源可在人的盼望之中!作文遂一挥而就。

  我学这篇课文时,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情和意居然可在文章之外。只要有心,眼睛看不到的,心灵却可以感到!说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悟性,一定是孟老师(或是王老师,或是赵老师,李老师……)在课堂上循循诱导,才激活了一个学生一生受用的灵性。都说写作是不能教的。我是个反例。若有心,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教,也可以学。附小的老师让我就做到了至少一次。

  “图画”——图画课从一年级就有,教我们的应该是谢令德老师,或是方咸玲老师?记不清了。后来三六班时来了涂铁仙老师,家里好像和军队沾边,经常穿黄军装似的衣服,短发,人特别显得精干。涂老师儿子是三五班的同学张宪(音),大高个,大头,隐约记着他也有军人子弟之风。小学生鲜有不喜欢图画课的。我也不例外。但回忆起来,全部对小学画画“生涯”的记忆竟全是和一个同班的小伙伴有关。

  一六班时就认识了王如骏。先讲个题外的小故事。全班同学当时没推敲这个“骏”的发音,集体失“语”,5年下来都阴差阳错地发“尊”(四声)。乃至后来他长大了,在中央电视台视做舞美设计。但凡朋友来找他不在时,他回来先问来人是找王如 jun(4)还是王如 zun(4)。若是后者,一准是发小!直到50年后的昨天有个朋友聊起他,还是王如 zun(4)如何如何!不知是遗传,还是天份,王如骏画画儿好,小时候尤其马画得逼真,令人羡慕。近朱者赤,就也想有同样的本领。二年级时家里买了一本儿童读物,《矿工的儿子》,封面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戴个大皮帽子,我下了好大的功夫,临摹了一张,拿给他显摆一下,但不记得收到了“应有”的欣赏没有?后来读到《空军英雄杜风瑞》,感动之余,又画了一张战斗机,腾空远去,拖着一条弧形的喷气,我兴冲冲地把杰作拿给他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出画的破绽:远处的喷气比近处的喷气竟然还要清晰,这“不合常识”喽!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可画画再也不是我们的话题,咱认赌服输了。15 年以后,我从农村插队返城,和一千个知青一起分到京城的一家建筑公司。入职培训时领导需要一幅宣传画。我找到那时已经是附中美术老师的王如骏。转天一个建筑工人的形象跃然成为一幅逼真的水粉画。下面居然属着我的名字!他随随便便地说,交上去,就说是你画的。还要画,就找我。画派上了用场,当然一片叫好声。不知是否粘了画的光,领导“顺便”就把我留在了公司总部的机修厂上班,说是以后搞宣传方便,逃过了建筑工地的风吹日晒。现在想起来,这“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算不算“不正之风”没把握,但的确应了那句“关键不看你是谁,而是你认识谁”!要是你在附小就认识他,那就更没问题了!

  “音乐”——音乐课其实就是唱歌课。低年级时在本班教室上。三年级后到专门的音乐教室上课。音乐课开始时是毕可纫老师,后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李文英老师。毕老师资历深,教音乐像教算术一样,严谨,不苟言笑,上课一板一眼。小李老师刚参加工作,小巧玲珑,人长得漂亮,小男孩儿们如我都喜欢上她的课。这是真的,50年后,男生们谈起她,老师的漂亮永远是开篇的话题。可能这就是原因,只记住了她的长相,学的歌却都忘光了。对音乐课的回忆都浓缩在三年级一天的下午。那天阳光明媚,小李老师弹着钢琴 (还是风琴?),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学,水到渠成的时候,全班同学在琴声的伴奏下齐声高唱。和谐的童声天真、洪亮。年轻、热情的小李老师则时而俯身弹琴,时而转过身来用表情和歌声领唱,情景历历在目。 后闻在2015年初,小李老师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驾鹤西行了。我就以此文表达一个她不会记得的小男生的怀念吧。

  五、再见 附小

  1968年,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情,说对中国之后十年的进程有影响,绝不为过。真刀真枪的“百日武斗”在我们眼皮下发生。当年7月27日,天由阴转大雨,号称10万之众的北京工人一天内涌入清华,开始了中国长达8年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历史。当时还是孩子的眼睛,亲眼目睹了大人之间事后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争执、打斗乃至残杀。那一晚,甚至与死曾经只有一步之遥。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仍惊悸不止。动荡的历史不能停滞一个孩子长大的记忆。血雨腥风之后一个月稍多一点,我与六年级全体同学们一起,聚集在附小操场上。不记得是不是毕业典礼了。好像安校长先讲话,然后是附中老师对新同学表示欢迎。随后,我们按班级,一队一队有秩序地离开了附小,向附中走去。女老师李曼女站在路旁,微笑着挥手和我们再见。我突然心头一热,回头冲她大喊了一句:李老师,再见!  

  行进中的队伍虽然不那么肃静,但我这一声还是让周围同学小小地吃了一惊。连我自己都不曾料到,清华附小于我,有着这么一份深深的感情!队伍走过新林院,路过毛主席塑像,大礼堂,离清华附中越来越近,却离清华附小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