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小老师杂忆----唐虔(清华附小1964届二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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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班人自1964年从清华附小毕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最近收到当年的同班同学陈洪发来的邮件,说起有几位同学发起征文,号召大家为清华附小建校百年写些回忆文字。随后又看到王如骐同学转来的几位同学写的文章,几十年前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想想也是,50多年前的小学生活虽然时间久远,但儿童时代幸福时光的不少回忆仍然清晰,也很温馨。我非文科出身,文笔有限,也回忆不出什么大事,只记得一些有关教过我们的几位老师的一些小事。于是响应号召,忙里偷闲,写下这篇“杂忆”,为母校的百年诞辰捧个场。

  我们1958年入学时进的是一年级二班,班主任是谢令德老师。谢老师对学生很好,我们最初认的字和学的算术都是她教的,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看其他一些同学,包括谢老师的女儿师诚同学,都写了不少谢老师一生教书育人的事迹,我便不重复了。

  谢老师带了我们两年,三年级时来了黄玉琴老师。黄老师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教学水平好像一般,但工作热情极高,对学生好得就像邻居家的大姐。记得她多次带我们去颐和园玩,我这里还保存有一张1961年3月全班同学在颐和园的合影照片。黄老师的家就在离颐和园一站地的32路公交车站的路旁,我们都去过她家。那时黄老师还没有成家,与父母同住,她的家人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她一样,非常热情,给我印象很深。

  四年级是我们班走背运的一年,换了几个班主任,都治理不了我们。后来来了涂铁仙老师,从清华调来的,好像在部队上工作过,常穿一条黄呢子军裤和一双将校靴。涂老师人极好,但俗话说“好汉有人欺,好马有人骑”,班上几个特别淘气捣乱的学生,有男有女,就反了天了,涂老师一筹莫展。记得有位女生,不知犯了什么错,被涂老师说了几句,这位同学就开始大哭,并做昏倒状。吓得涂老师抱起这位女生,多方安慰,且陪着流下眼泪。我们几个男生在一旁窃笑,涂老师还大声训斥我们没有同情心。正如王如骐同学所回忆的,我们四年级二班成了“大乱班”。

  五年级时我们班时来运转,来了救星沈玉凤老师。沈老师书教得好,人又长得漂亮,记得那时戴一副黑框眼镜,常穿一件阴丹士林蓝布的斜襟罩衣。沈老师是铁腕治班,对调皮捣蛋的同学绝不手软。还是前面说的那位女同学,因学习不大用功,被沈老师数说了几句,便故技重施,又哭泣并做昏倒状。不想这次碰到的对手不同了,只见沈老师把手一背说:“你往下倒呀,我不会扶你。”弄得这位同学只好又站了起来。我看到有几位同学都回忆说,当年对沈老师是 “又敬又怕”,大概有些道理。在沈老师治理下,五二班迅速拨乱反正,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集体荣誉感大大增强。结果是全班学习成绩上升,学校运动会上拿冠军,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六年级,沈老师病休,我们班又散了。来了一位凌仪真老师做班主任,印象是很高高在上,不大理我们,我们也失去那种争强好胜的劲头,凑合到了毕业。好在我们的学习都还不错,全年级好像有40多人上了清华附中。

  说到老师就不能不提到校长顾蔚云这位毕生献身教育的老人。她那瘦小的身影和有些难懂的南方口音至今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大名也一直留在我们的毕业证书上。教导处朱鑑荣主任乃是另一位任劳任怨、为我们日夜操劳的人。颇深的一个印象是毕业那年,有一天忽然要全年级同学到操场集合,在大柳树下听朱主任讲话,她刚刚从海淀区教育局开会回来,满脸是汗,给我们讲考中学的规则。

  记得1960年代初学校来了一批复转军人当老师,但多数人并不适应工作,最后好像只留下教体育的关永长(小关)老师和安孟林老师。安老师在军中大概是搞政工的,那年头已经开始“突出政治”,于是当了副校长。后来清华大学党委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又从大学调来一位尚复珍老师来当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那时我们都知道尚校长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最后拍板的都是她。在这几位的领导下,附小的名声相当不错。我们这届毕业时或许可算是学校的黄金时代吧。

  我们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惠莲老师应该也算是一位“校级领导”了。印象里她不教课,专职少先队工作。我在小学入队后每年都是班干部,戴“二道杠”,有一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还戴上了“三道杠”。在少先队里我敲小鼓,每次全校开队会我都要跟着队旗敲着鼓入场。队会结束时都是何老师领着“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齐声高呼:“时刻准备着!”

  我们那时的附小老师同姓的不少,我们就根据年龄分别称作大×老师或小×老师。比如:当班主任的彭光玉老师(大彭)和彭光玺老师(小彭),就是一对姐妹花。教体育的有关培超老师(大关)和关永长老师(小关)。大关老师风度翩翩很受学生青睐;小关老师不是科班出身,从军队转业而来教体育,以军队作风教学,人很随和,人缘不错。还有刘秉钟老师(大刘)和刘维孝老师(小刘)。大刘老师教音乐,很有特点。至今仍记得他讲解唱四四拍的歌要保持“强-弱-次强-弱”。每次音乐课的最后是音乐鉴赏,听唱片,用的是老式的手摇唱机。大刘老师一边摇手柄一边讲解唱片的内容,有时兴起,只见他端着教鞭当枪,以“鬼子进村”状,在课桌椅空行间大步前进。小刘老师也教体育,后来娶了另一位女同事田翠荣老师(小田)为妻。记得他们谈恋爱时总有好事的男生尾随他们窥视,回来向大家通报情况。

  小学6年,印象最深的当属沈玉凤老师。毕业后我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她。1980年代后期我在国外工作时,大约是1987年,我有一次回国公干,到附小去看望了沈老师,当时她已经做了副校长。我把自己博士学位的毕业照片送给她,希望老师高兴。因我又到国外工作,后来的20多年间都没有再见过她。前两年小学同学为沈老师庆祝80大寿,我又因工作在身,不能前往拜寿,幸有王如骐同学送给我一份现场录像的CD盘。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沈老师在聚会中拿出保存了20多年的我送给她的那张博士毕业照向同学们展示。去年夏天我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偕同妻子去看望了沈老师,老师年过八旬,精神旺健,思路清晰,真让我这做学生的为她高兴。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可以说既幸运又艰辛。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艰辛的是我们后来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人。好在我们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终究使我们成了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数十年前在附小接受的启蒙教育,在诸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对我们后来的生活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实在应该对我们的老师们道一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