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和南开3所大学各自从昆明迁回了抗战前的老校址。因父亲潘光旦在李、闻事件（李公朴、闻一多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与费孝通先生去了苏州，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了清华园，仍然住进了抗战前的老居所——新南院（后称新林院）11号。
清华大学为了我们这批清华子弟能继续学业，恢复了原有的成志学校。当时我10岁，之前在昆明联大附小上到小学五年级，回来继续进入六年级，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是熟人，不是这位伯伯的儿子，就是那位伯伯的女儿。那时读书可不像现在的孩子负担这么重，课后我们在清华园里的小溪中捞小鱼抓青蛙，在小土丘上摘酸枣吃桑葚，还可以在庭院里养小鸡种草莓，真是开心。
安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的父亲吴泽霖先生在清华学堂（校）时代和父亲同学9年，留美回国后又都从事社会学的教育工作，并曾在上海和昆明西南联大共事多年。抗战胜利后都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先后都曾兼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工作，父亲还兼任过图书馆馆长。那时安伦家住旧南院（后称照澜院），我们俩形影不离，放了学有时去她家，有时在我家，一起做功课，一起玩耍，直到从成志学校初中毕业，又一同考进城里的师大女附中，一起住校度过高中的学习时光，不过分入了不同班级。高中毕业后我们又进入了不同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山西，我去了内蒙古，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几乎没有了消息。直到1970年代末才又恢复联系。
拿着手中的这张照片，回忆起当年，大概是1949年的一天，我们到图书馆去，吴伯伯正在布置少数民族文物的展览，我们在那里东看西看，感到非常新奇。吴伯伯就让我们每人穿上了一套少数民族的服装，在大门口照了这张照片。不幸在文革时我们家的照片全部因抄家丢失了，直到1980年代初无意中从苏州舅舅家的照片簿中找回这张照片。那时我和安伦已恢复联系，我高兴地翻拍后寄给她作为纪念。
再次翻看这张照片，准备送给大家的时候，我有说不出的感慨。去年父亲百年诞辰，民盟中央和学术界同时纪念的父辈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闻一多、曾昭抡、楚图南、罗常培等，为此看到了不少纪念文章，听到不少议论。人们在问，为什么我们的父辈中人才辈出？为什么在抗战时期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西南联大和老清华的经验是什么？作为清华百岁一代的子女，我们的一生大都经历了我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变革，体验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子女所受教育的过程，也给了我们不少实际经验。在我们刚退下来尚有精力时应该记述这些史实，保存下来，以利下一代或后代做深入地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式，用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笔宝贵的资料留存下来，将上一代的努力和下一代的努力连接起来，更多地发挥我们这一代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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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右）与安伦，摄于1949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