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好友二三事----黄培(清华附小1965届三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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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清华附小1965届三班的同学分散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大部分同学几十年没有联系了。重聚的契机源于2012年底,在清华发小王永(1965届四班)和庞沄(1965届六班)组织的《清华大学幼儿园第十一届毕业生农历壬辰年聚会》上,50年没见面的幼儿园和小学同学王清源找到我,相约第二年春节举行“653”班同窗好友聚会,我高兴得几天没有睡好觉。

  聚会如期举行,我终于见到了多位失去联系的同学,时光好像穿越回到50年前(1959—1965年)。朝夕相处6年的同学见面有说不完的话题:从“653”班历任班主任聊到各科任课老师;从班干部聊到少先队干部;从班级活动聊到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从小时候的作文《我的理想》聊到长大后自己从事的工作;从少年时代的逸闻趣事聊到花甲之后的晚年生活;从家居寓所聊到清华荷塘月色的人文环境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大家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50年的话题浓缩在5个小时里诠释,时间太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家的回忆补充了我小学日记的空缺。我们“653”班曾经有过四任班主任。第一任班主任是王伯英老师,和蔼可敬,教我们一年后就光荣退休了。第二任班主任是王雅琴老师,那时她刚从东北调到北京,教育方式以“严加管教”著称,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要求极为严格,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遇到哪位同学上课坐姿不端正,脚伸到课桌外,她走过去就用穿皮鞋的脚踢;遇到同学上课说话,就用粉笔头拽,还补充说:“像你这种表现在日伪时期早就挨打了。”我们都记得她体罚同学的画面,如对不讲卫生的李小六同学,曾用砖头磨擦他的脖子,以教育他洗脸时要洗脖子;处罚不听讲的同学,让他们站着听课双臂伸直,胳膊举累了达不到90°角,就用教鞭打胳膊,所以那时候我们班的教学秩序特别好,多次受到校长的肯定和表扬。三四年级时我们班换了第三任班主任赵恩宪老师,他后来在“文革”期间担任过清华附小校长。当年赵老师是复员转业军人,年轻帅气,精力充沛,和蔼可亲,教育方法以说服教育为主,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大家都记得曾经到他居住的单身宿舍6公寓玩过。记得一年春天他带我们去颐和园春游,绕到了大家从没有去过的西堤和南堤玩,使同学们对颐和园的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赵老师也有严厉的时候。王清源记得,一次他到河边粘蜻蜓,因贪玩忘记了去上课,期末评选三好学生,被赵老师取消了资格。我记得有一次被赵老师叫到他办公室罚站(忘记犯什么错误了),站到天黑学校关门了,也没有见到赵老师的人影,我仍旧站在那里不敢回家。后来是朱鑑荣主任检查未关灯教室,发现了我才被允许回家。第四任班主任是王淑华老师。王老师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她后来也于1986—1991年担任过清华附小校长,当年教授我们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是王老师鼓励我们每天写日记,以锻炼自己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她对我的影响已在征文《共同见证清华附小百年》里描述,此不赘言。

  这次我们聚会的主题是“同窗好友”,大家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畅谈同窗的故事,段子接连不断、纷至沓来,每个人都滔滔不绝。那时候清华附小每班设有一个大队委、三个中队委和六个小队委,还有班干部。风水轮流转,为了让全班同学都有锻炼的机会,每学期都要选出新的少先队干部和班干部,每位同学都有为大家服务的机会。当选期间每人都努力地表现自己,积极地为班集体做好事……

  “同桌的你”也是话题。那时清华附小的课桌是又大又沉的木头课桌,一张课桌坐两个同学,每人一个桌斗儿。老师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经常调换座位,但是座位无论怎么调换,有一条原则不变,那就是男女生同桌,老师认为异性同桌既可以互相帮助,又避免上课说话,一举两得。如李文浩和徐浩曾为同桌,因为两人都长着一双大眼睛,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浩”,家长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遇到男生欺负徐浩时,李文浩就出面解围,同学赠与他俩的外号是“公耗子”和“母耗子”。他俩分别是我班第一个离开北京和第一个出国深造的同学。“文革”前清华大学向郑州大学输送了一批支教的教师,李文浩父亲即在其中,李文浩小学毕业即随他父亲去了河南郑州,后来在那里读书、插队、工作,现定居北京。徐浩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念书,曾于1990年代作为外资公司的代表回国创办公司,后来她随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先生到了沙特阿拉伯,现定居上海,这次特地飞回北京参加聚会。

  为了纪念2015年清华附小百年诞辰,我写了一篇《共同见证清华附小百年》的文章,以我小学日记为素材,勾画出了50年前我们在清华附小的学习生活,其中许多情节以我们“653”班为主题,涉及到参加这次聚会的每个人。我日记里记载较多的男同学是阮忠慈,因为我俩是同桌且经常发生矛盾,遇到冲突谁也不让谁,最后结果是王老师找我们谈话。我父亲黄熊和阮忠慈母亲王炜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澳门厅的总设计师)都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北京大学工学院调入清华大学的。在工作中我父亲搞建筑结构设计,他母亲搞建筑设计,都曾经参与过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六年级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像父亲一样当工程师,阮忠慈的理想也是当工程师,并列举了他母亲的例子。那时候清华子弟受“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影响很深。阮忠慈平时写作文的速度就快,那天我构思还没完整,他作文已经写了大半篇,有个淘气的男生抢过他的作文就大声宣读,教室里一片混乱。为了避免同学议论我抄袭他的作文,我把自己的理想修改为长大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半个世纪后,阮忠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担任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参与了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飞机的飞机材料研制工作(阮忠慈于我们聚会一年后不幸病逝)。而我的理想与我后来从事的工作相差甚远,退休前我是国家统计局的一名高级统计师。

  “发小”是指从小就在一起玩儿的朋友,而“清华发小情结”则是“同窗好友”话题的延伸。清华发小与胡同发小最大的区别就是:父辈大多数是共事多年的同事,所以家长与家长、家长与孩子之间都很熟悉。记得我们班升入五六年级以后,同学之间经常为了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架,男生、女生之间也打过群架。王淑华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在班前会上讲:“我现在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但最好的朋友是小学同学,无话不谈的也是小学同学。你们现在要珍惜小学同学的情谊,发小情结将会陪伴你们的终身。”在她的教导下,我们班同学中出现了若干对儿好朋友。如王清源与阮忠慈、丁新民与苗振兴、卢琳与李文浩、季清华与靳玉平、闫美英与王志强、我与徐浩等。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如王清源与阮忠慈,自幼儿园起,小学、中学、插队一直在一起,十几年没有分开过。又如丁新民与苗振兴,从小学、中学到参军,十几年在一起也没有分开过。而我呢?好朋友徐浩家里有老人,管教比较严格,进入高年级以后我开始疯玩儿不愿意着家,与张夙利成为了好朋友。工作以后,与我唯一有联系的小学同班同学就是徐浩和张夙利。我们的友谊如果从幼儿园算起,至今保持了60年,可见当年王老师倡导的“清华发小情结”注定会陪伴我的终身。

  岁月沧桑,世间巨变,昔日的清华附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大家心目中的美好记忆不会变,同窗好友的纯洁情谊不会变。“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酙”,这里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