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2月16日生于广州，所以起名“广业”，是母亲由长沙至广州的火车上颠簸，在广州美国人开的“诺罗”医院七个月早产生下我，在保温箱里呆了一周后出院，全家赴九龙住了一年多，父亲已先期到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负责心理系的工作。1939年全家搬到昆明后先住西仓坡，后来搬至昆华师范学院旁的胜因寺，寺的大院中有一棵巨大的白果树。小时候最高兴的是爬到枇杷树上摘枇杷和到田地里摘嫩蚕豆吃。
1944年9月我六岁半时上西南联大附小一年级。是大姐周立业每天领我去学校，记得要走很长一段光滑的石板路去上学。同班同学只记得有楚泽涵，他父亲楚图南与我们家都住在胜因寺，还有霍裕昆、张企明、尚嘉兰等。小学课程中最害怕上作文课，但布置作文后可以回家写，所以每次我都努力想写好，用绿格线的方格作文纸写，记得有一篇作文曾受到老师表扬，在班上念过。当时教各门课的老师已都忘记。
学校有一个大操场，我们最爱玩的是在几棵大树间挂的两个大秋千，记得我那时可以把秋千荡的很高，几乎与地面平行。操场北面是一大片坟地，课余时常爬上坟头和在坟间捉迷藏。坟场的再北边有一条铁路，再往北就是大山了。小学课余时最爱玩滚铁环和在地上与同学们比赛弹玻璃球，那可真好玩。周末有时还会去滇池旁淘买大贝壳，同学间互相比赛谁把谁的贝壳磕翻。离胜因寺不远是杜聿明部队的司令部，但不准小孩进去玩。
母亲在胜因寺围墙外的农户家包养了一头母羊，每天要去取羊奶，1942年和1945年在昆明出生的妹妹和弟弟是喝羊奶长大的。母亲用烤箱和模子做小的园形鸡蛋糕上街卖以补贴家用，但我们孩子们是不能吃的，那时我们最好吃的“点心”是母亲用大铁锅烧饭剩下的大块锅粑，撒上白糖，那个香甜呀！可惜后来回北京就再未吃过。
在昆明时看到美国画报是很稀罕的，但胜因寺大院里的楚泽涵有时会拿来给我们看，因上面有美女，所以我们见到他时就会用昆明话起哄他：“楚泽涵，爱美人！”
联大附小的学校教室很简陋，窗户上好像没有玻璃，记得1945年“一二.一惨案”时我们正在上课，由窗子可以看到联大学生在用木头顶住学校的大门，有的学生向围墙外扔石头，老师让我们赶快放学回家，回家时看见墙外都是穿灰军装的国民党部队。后来听说牺牲了潘琰等四位烈士。
记得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最高兴的是，在石板路上向挑担卖米酒老乡卖一碗米酒吃，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甜哪！”
1946年夏天离开昆明飞往重庆，临别时班上一位好友送了我一把刻有“蒋中正”的短剑作为纪念，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可惜名字早已忘记，这把短剑我在文革开始后就上交给了派出所，生怕会引起嫌疑，现在想，如能留下来就宝贵了。
在西南联大附小我上完了二年级。
离开昆明前，记得有一次父亲周先庚让我陪同送别他的美国朋友，几人乘一条小船由大观楼出发去参观著名的滇池龙门石窟，因为大雨滂沱，未能由石阶攀上龙门景观，很是可惜。现在想来，美国朋友中应有世界著名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莫里(H.A.Murray)(参见《周先庚文集》卷二第605页)，因1945年父亲与莫里一起应邱清泉军长的邀请并受梅贻琦校长的委派，为第五军做了伞兵和军官心理测验，这是我国军事心理学开创性的工作。父亲1947年赴美休假考察时又与莫里相见，事前由他们的通信中可见友谊之深厚(参见《周先庚文集》卷二第611-612页)。但父亲1952年以后正因为此事降职降薪，文革中又遭受残酷批斗。其实父亲这一段与美国心理学家合作进行的军事心理学工作，正是与西南联大时清华大学的五个特种研究所一样为当时抗战服务的，而且是更直接的贡献，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终于得到正名！
1946年夏天全家由昆明坐飞机到重庆，因等飞机滞留了约两个月，十月终于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抵达北平西郊机场，回到了清华园，我们住在旱河桥过桥第一家的新林院4号，院子最大，后面1号是吴达元，2号是周培源，3号潘光旦，5号葛庭遂，6号霍秉权，7号沈履，前面是8号梁思成。
1946年12月复员后的清华成志学校开学，成志学校在二校门西边的“丁所”，背面是土山，我们课余时都在土山上玩跳三步俘虏对方的“口令”游戏。
成志学校复校时，由清华大学成志学校管理委员会任命郑之蕃(号：桐荪)先生任校长，郑桐荪是母亲的叔叔，由于外祖父在母亲12岁时去世，以后母亲上湖郡中学和燕京大学及与父亲结婚都是由叔叔打理的，胜似亲父。郑桐荪的妹夫柳亚子先生即母亲的姑父也是从小对母亲疼爱有加，关心备至。
我想，清华大学教授那么多，为什么会任命郑桐荪先生为成志学校复员后的校长呢？大概是因为他抗战前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34-1935年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前于1945年曾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诗文又极好，文理兼通，因此是成志学校复员后首任校长的最佳人选。
开学时我上三年级，四岁半的妹妹周明业吵着非要跟我去上学，于是母亲只好同意让我带着她去成志学校上学，由于妹妹天资聪明，虽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由小学到中学、大学一直学习成绩名列前矛，母亲引为骄傲。
上三年级时，记得教室在进门走道右转第一间，孔祥瑛校长关于成志学校校史的文章(参见《人生最恋少年时》第179页)中写了，我们三、四年级是一个复式班，一个老师上课，教学与自习交替进行，现在回忆，哪些老师给我们上课我已忘记了，十分遗憾。我想应该有朱鉴荣老师、游珏老师等。
我们班当时最淘气的应该是全国强和王强，课间休息后要上课时全国强会把扫帚放在门上，有一次我推门进教室扫帚就砸在脑袋上。王强坐在我身后，他把图钉放在我的椅子上，坐下时图钉扎进肉里，痛的直叫，他们当然高兴地大笑。
1948年下半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有一天一架小飞机飞临清华园上空，飞的很低，飞机门开着，能看见门里有人，我们都害怕回了家，就是这架飞机向清华园扔了炸弹，估计是由开的机门向下投的弹，有一棵炸弹就在我们成志学校南边校河的南岸爆炸，炸出一个十多米直径的大坑，差几十米就炸到我们的教室了，好悬哪！
1948年暑假后我们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丁所要修缮，学校就搬到了清华园南边普吉院的西侧，院子大多了，旗杆在院子北边，院子北边大门外有运动场和很大的空场，又紧挨着大旱河，我们课间和放学后可以尽情的玩耍，旱河边有一道残破土坯墙，我们有时会用墙下的土坷垃打仗玩，有一次不知是谁的头上被打了一个大包。
清华园解放不久，学校就成立了少年儿童队，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同学关系也好，担任了班上的少儿队中队长。清华大学给每个班派来了辅导员，他(她)们都是大学优秀的学生，我们班第一任辅导员是物理系学生陈钢老师，那时我胆子小，不敢讲话，外号“小姑娘”，陈钢辅导员就手把手教我如何讲话和主持中队会。陈钢老师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书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命运坎坷，后来随她丈夫调到北京工业大学物理系工作，她的丈夫樊恭烋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后调到北京工业大学任校长多年，陈钢离开清华后就未再见过面，只是有一次电话联系过，十分激动高兴，她是我做社会工作的启蒙老师，终生难忘！
接替陈钢任我们中队辅导员的是王瑞云，她曾组织我们中队许多次郊游活动，到颐和园游玩，在万寿山上玩“口令”，到香山附近的“红山口”爬山，远足和玩“口令”游戏等。王瑞云辅导员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漂亮、秀气、温柔的容貌至今还浮现在眼前，听说她后来毕业去了内蒙，因失恋而精神失常，以后渺无音讯，想起她心里十分难过。
接替王瑞云的也是物理系学生胡仁宇，他与同学们的关係就更深了，他对我们班每个同学都十分熟悉，记得他常去学校隔壁的普吉院石晨光家看望，因他们家孩子多，有石君英、石宝森、石君慈、石晨光、石宝林和石君芳六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清华图书馆工作，家境较为困难，胡仁宇关心他们，与他们一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可见胡仁宇辅导员的人品。胡仁宇清华毕业后去了大三线后方，担任工程物理院院长，领导了原子弹氢弹的制造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邓小平接见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之一。他退休后，只要在北京，我们附小、附中同学聚会时，通知他，他都会参加，叫得出他辅导过的每位同学的名字。
从刚一解放的1949年开始，成志学校从小学起就有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辅导员，帮助附小建队，以及后来1952年的附中建团，使我们每个幼小的心灵健康成长，我在1952年入团，1956年高中毕业时入党，就是辅导员对我帮助教育的结果。附小、附中的辅导员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意义深远，不可忘记！
1950年暑假，我们从成志学校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1953年我们成为孔祥瑛校长申办成功的“清华大学附设成志中学”的首批毕业生。因蒋南翔校长不同意建高中部，不让我们这些清华园的孩子们总关在“象牙之塔”里，我们两个毕业班的四十多位同学升入在海淀的北京十九中高中，孔祥瑛校长亲自安排我们几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去市里上高中，孔祥琮、李曾中和王强去北京二十五中，我和張志芳去了北京二中。北京二中毕业后，1956年又被保送考回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已在清华六十多年，可以算的上是个地道的“老清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