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从清华附小毕业五十周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几位我的启蒙老师的形象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57年秋天，我进入清华附小一甲班(二年级以后为1班)，班主任是一位名叫袁钧（均？）的女老师。她的皮肤很白，瓜子脸，梳着辫子，当年大约三十岁左右。
我知道班主任的名字是因为当时每人都有一本64开的小小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着每周各科的成绩，周末需交家长阅读盖章，班主任的名章也盖在上面。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因此，袁老师对我不错，记得一年级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时，还让我担任指挥。但在管理班级方面，袁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很严厉。不知什么原因，仅仅一年，袁老师就从学校消失了，后来听说好像是她被划为右派，离开了学校。
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王伯英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她家就住在附小旁边的普吉院。她的女儿叫郭克丽，比我们大一岁。我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不知怎么丢了，王老师就把她女儿二年级时的语文课本送给了我。
另外，还有一位附小的老师彭光玉也住在普吉院，彭老师的爱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印象中，彭老师家有许多小人书，特别是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格林童话全集》。因为和彭老师的女儿黄友农同班，我常到彭老师家借书看，特别是那本《格林童话全集》，一借就是好几个月，和善的彭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这些课外读物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有时甚至在上课时忍不住在课桌下偷偷看小人书。也正是从这时起，我感到了识字读书的快乐，也从未感到学业负担的压力。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先。因此，二年级加入少先队时，我当上了班里的中队委，班主任王伯英老师也一直对我很好。
但在我的印象中，却有两次王老师大发雷霆的记忆。好像都是因为有些同学上课检查识字时让王老师太失望，以致她将准备好的识字卡片都撕了。当时，班里很多同学都被吓哭了，我却不知为什么哭不出来。记得有一次还被学校的朱主任叫到办公室询问老师生气的原因。
四年级时，徐全我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她的个子比较高，梳两个短辫，鼻子下面好像有颗痣，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五区。
有一件徐老师的事至今我还有深刻印象，这就是组织班干部到李万明同学家看望。当时好像是李万明的父亲病重。因为李万明家也住在五区，就在附小的东南墙外，离徐老师家不远，我也去了。徐老师还带着我们帮李万明家干了一些家务。徐老师还组织我们班为附小的桃树、杏树浇水，组织到外面捡拾马粪，为果树施肥。此外，还在班里组织学习互助小组，让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学习能力差的同学。
升入六年级的时候，徐老师调走了，彭光玉老师当了五一班的班主任。她说话轻声细语，管理班级也有条有理，是我在附小遇到的班主任中脾气最好的一位。
而我升入六年级时，却没在六1班。因为，附小从原来的1、2、3班各抽出一部分学生组成六4班，我到了这个班。班主任是一位名叫马兆芳的男老师。马老师个子瘦高，很有文采，他还没担任我的班主任前，我就在附小的黑板报上看到过他写的“窝头” 诗。但因他刚带的上一个班有多名学生留级到我们班，这些人对马老师多有怨言。而马老师上课时有个习惯，看到有谁不注意听讲，他就会扔过一个粉笔头以示提醒。我虽然没挨过粉笔头，但是对此种教育方式并不“感冒”。
当时，附小的语文、算术两门课都由班主任教，我在附小的六年就曾有五位老师做过我的班主任。“小升初”是全市统考，就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我们升学那年，语文只考作文，没考语文基础知识。最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一志愿学校——北京一零一中学，据说那年一零一中的录取平均分是两门198分。应该说，我的这些老师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引导教育，就没有我的如愿升入中学。记得我在附小时还得过一次作文奖励，奖品是一本课外书。而我获奖作文的题目却是：“我的一个2分”，这也是我在附小得过的唯一一个2分。
除了这些班主任外，我对附小音乐老师刘秉忠的印象也很深。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是刘老师给我们上音乐课。刘老师上课时，最大的特点是着急时喜欢用教鞭猛敲自己的腿。他很敬业，每节音乐课中间都有一段唱片欣赏。我就是通过这种欣赏，听到过不少近现代的名家名曲，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在附小时，我一直是校合唱队队员，很喜欢唱歌，还曾考入海淀少年之家合唱团。我甚至曾梦想将来当个歌唱家。
当时，附小的文艺活动很活跃，每年都有全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学校的合唱队在区里的歌咏比赛中，成绩也很好。每当六一儿童节前，为了准备六一与解放军叔叔的联欢，课间时，还在校园里组织跳集体舞活动。在暑假期间，学校还要组织“绿园”活动。
当看到我国正在准备探月计划时，我想起一件事。大概是在1959年的暑假前后，刘秉忠老师还曾组织我们排演了一个反映少先队员随宇宙飞船登上月宫的小话剧。我和同年级的杨巾农扮演月宫中的玉兔，比我们高三个年级的朱紫玲扮演嫦娥，她是当时附小学习最好的学生，好像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一个名叫马福新的男生扮演少先队员，还有一名男生扮演在月宫砍伐月桂树的吴刚。记得这个话剧曾在现在的中央党校南院中的礼堂参加了海淀区的文艺汇演，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演出话剧，也从这时起，我对朗读课文，朗诵诗歌也有了兴趣。
遗憾的是，刘老师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以致自杀，不知是真是假？
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大关老师，他的肤色较黑，很有体育老师的风度。当时，附小的操场中间有一棵大柳树，印象中，从校园门口跑到大柳树是60米。最初，我的60米跑很慢，几乎是班里最慢的。但是，一次体育课上，关老师让班里跑得快的同学做了一次示范跑，并告诉大家，跑时应用前脚掌着地。就是这一个点拨，我开了窍，从此短跑速度大大提高。以后无论是在中学、大学以及参加单位的职工运动会，我的短跑、中长跑的成绩都在前列，特别是在单位的职工运动会上，多次获得400米跑的第一名。
记忆中教过我的老师还有教手工课的严老师，跟着她，我学会了钉纽扣。我绣的绣花枕套还参加了附小的手工作品展览。教我们地理课的平老师是一名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和他一起到附小的还有当过附小副校长的安校长和赵老师。我们的珠算老师是翁仁妹，至今我仍记得珠算的加减法口诀，并会用算盘做加减法。
还有一位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当时附小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惠莲老师。何老师个子不高，但是很干练，特别是口才特别好。她除了担任大队辅导员外，后来还给我们班上历史课，我后来选择历史专业，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一定程度上是受何老师的影响。
时光流逝，至今离开附小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一位位个性鲜明，教过我的附小老师的形象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头脑中。为我开启知识大门的老师们，你们现在还好吗？期待着在庆祝附小建校百年时，还能见到亲爱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