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蔚云老师后来是我们的校长。大约是1952年，有一天顾蔚云老师在全校大会上说，成志学校改为清华附小和清华附中，孔祥英做附中的校长，“附小就由我暂时负责”。过去成志学校是小学中学在一起，中学是三个班，称“中一，中二，中三”，开会、活动往往在一起，当时谁是校长？不清楚，主要是不关心。现在顾老师是校长了，我们很高兴。她是教我们历史课的，普通话说的不好，但能听明白。二姐说，顾老师说的绕口令“鹅不吃鹅蛋鹅变鹅”最顺口、最好听，像唱歌。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把我们全班带到圆明园中，站在断垣废墟中，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深深感染了我。后来虽离京千里在南方安家，但孩子懂事了，我常带她们回清华，一是去圆明园看看，讲讲，照张相片，告诉她们“勿忘国耻”，每次我都仿佛看见顾老师站在那里。
当年清华附小的老师，个个水平高，认真教学之余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清华附小的学生都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刚上学，我最喜欢的是每周六下午的游艺会。彭老师在音乐课和游戏课上教我们唱歌和舞蹈，到周六的游艺会上，总要演一个节目。有一次我们全班合唱《伟大的手》，有一次挑几个同学跳舞，我居然被选中，真是心花怒放。虽然没有礼堂，游艺会场只在操场上，坐在地上，舞台就是前面的平地，演的节目也是各班自编自导的，但大家很认真，内容也很丰富。四年级的曹玉兰特别会朗诵，她的声音很有特色，有一次她讲了一个《葵花杆的故事》，内容好像是歌颂敌后抗日儿童团的，我听的很入迷，非常羡慕她的巧嘴和幸运机遇。多年后，她成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附小的游艺会应该是她事业的起点。
有一次，妹妹和她们班出了一个节目，不记得是什么题目，只记得几个同学站成一排，每个人都表演自己的缺点，有的好哭，有的是不讲卫生，有的是好吵嘴。每个人的表演都认真，绝对的原生态，那真情，天真的表现，令全体师生大笑不止。成年后，特别是做了教师后，每每想起此事，感到似有不妥之处。但孩子都很单纯，没有人考虑它可能的负面影响，只记得快乐的笑声，我想这些同学也会慢慢改掉自己的缺点。
1950年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当时叫少年儿童队），经过严格的挑选，优秀的同学才能入队，入队的同学特别光荣，当年的6月25日在同方部举行的入队仪式，每个人都抄了一份入队誓言，开会时我却忘了带。刘广兴说，他是第一个入队的，但一年后才戴上红领巾，因为交不起1毛钱的红领巾费。他退休前是清华车队的书记（或是队长？），70多岁时说起此事无比激动。少先队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最难忘的是夏令营。大约是1951年暑假，学校举办第一次夏令营，时间一周，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可以参加。地点在西苑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支起了军人的帐篷，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同学们兴奋不已。校工老高在地上挖灶，用大铁锅给孩子们做大锅饭，西红柿汤，虽然不如家里的饭好吃，可是那么多同学一起吃饭，觉得特别的有趣。白天演节目，晚上宿营，大学来的辅导员支起大望远镜让我们看火星，我看见的分明是一个不太圆的小太阳，心里认为这就是火星，兴奋的大叫，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孩子。晚上在帐篷里睡觉，闷热，蚊子咬，也听见虫子叫，睡不着，就叽叽喳喳的说闲话，辅导员辛苦地照顾每一个孩子，却没几个听话的。第二天半夜，狂风大作，大雨如注，帐篷倒了，什么都湿了。辅导员带着大家到附近的华北革命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的礼堂里住，睡在地上，冷的发抖，但没有一个同学哭叫。华北革命大学的同学烧了姜汤送给我们喝，我非常感动，倒没听说谁生病。天亮了，雨停了，支起帐篷，又回营地，整理队伍，检查营徽（每人都戴在胸前，像解放军的胸牌一样），我却找不着了，细看一下，才知道我的衣服穿反了，于是周围的同学一通大笑，快乐的游戏又开始了。
我二哥（毕可松）是中二学生，他有把铜号，于是就成了少先队的号手。夏令营起床、睡觉都听他号声的指挥。可是有一天，大家都起来，也没听到号声，辅导员去找他，才发现他还在睡觉。于是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响起了嘹亮的号声。
大学派来许多共青团员做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第一任总辅导员是邢家鲤，他穿旧军装，戴眼镜，特别能说，经常给少先队员做报告。任弼时去世了，他去参加了守灵和葬礼，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紧张时期，他回来给我们做报告，流着眼泪说：“如果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我胆怯了，退缩了，你们全成志学校的同学就骂我，全清华的人骂我，骂我是无耻的东西！”这给少先队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学他。
我们班的辅导员叫李希美，长的特别漂亮，两条大辫子，穿月白色旗袍，不笑不说话。同学们特别喜欢她，我放学后经常去静斋找她玩。她生病了，她母亲来接她回家养病，她坚决不肯，她指指我们说：我和他们在一起，离不开。
有一位男辅导员叫曹永乐，专门教我们打腰鼓，学校成立了腰鼓队，也表演过。二姐他们班的辅导员叫陈鲁生，很干练的女学生。另外，胡慧玲也当过我的总辅导员。这些大学生都不同程度的成为成志学校学生的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