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届学生如果上大学不是学的文科，则语文只有初一的水平。文革开始日记不敢写了，插队时还给家人、同学写写信，1970年代后期至今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现在已经近于提笔忘字的程度。如今进入花甲之年，想想几十年未见的同学，还有我们此生唯一完整的小学学生生活，还是试着为我们人生起步的这段写个记录吧。
学龄前，在清华上幼儿园大班时在古月堂，现在想来应该算是学前班了吧。古月堂里是两个班，王老师（师大的毕业生）和卢老师带班。白天学习上课，晚上有一部分小孩就住在古月堂里，我也是全托。白天学的内容记得不多了，只记得有一天讲了未知数X，当时没听懂。古月堂里住着一对苏联夫妇，男的叫安德烈，两人都很胖，为了能跟他们打招呼，老师就教了我们俄语的“你好”和“再见”，现在还记得。古月堂的学习应该是后来清华附小实验班的铺垫。
1960年的9月1号，第一天上小学，原来的邻居庞莹姐姐特地从十七公寓过来领我。走过公寓，路过胜因院，再过一条沟，来到绿树掩映的清华附小，走进一五班教室，就此开始了五年的小学生活。
我们这两个实验班是从在古月堂就决定实验的还是何时现已无从得知。古月堂的两个班到小学就重新分班了，没有按古月堂的延续。五班和六班做为实验班从二年级跳四年级时，曾经有几位同学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实验班，他们上了三年级，我们则跳过三年级跟上一届的同学成为同届。因此只有我们五班和六班的同学是从古月堂直至小学毕业都在一个年级。从后来考中学的结果来看，与六年制的同学对比，我们五年制的学习效果不差。跃过三年级的唯一坏处就是那时三年级的学生描红模子、练大字，我们虽然也练过，显然时间会少，所以到高年级时，这两个班的大字、小字都比六年制的差一些。五年级时，四班的同学太闹了（不知道原因记得对不对），就插到同年级的各班，五班来了五六个。最近才知道，六班没分，或许学校对六班更照顾一些。另外五班在五年级时还加入了从二班调来的三位同学，他们在原班应是学习不错的，来了以后适应了一阵才好。两个班四年级之前语文算术都是一个班主任老师教，从五年级开始是张国蕙老师教算术，语文是班主任老师教。六班由邱老师一带到底，五班每年都换班主任，应该也是实验的内容吧。两个实验班对比，六班的学习效果更好一些。
我们五班的班主任，一年级时是王伯英老师，她就住在普吉院，离学校很近，至今还记得她走路的样子。二年级是谢令德老师，谢老师对学生特别公平，谁都不偏向，以后的许多年在清华里面还经常看到她，打招呼时总是笑眯眯的。四年级是陈德馨老师，从部队文工团出来，注重仪表，风度翩翩，1980年代在西南楼就住我家隔壁单元，看起来还很年轻，但后来突然去世了。五年级是凌依真老师。六年级是大彭老师，彭老师特别稳当和气，耐心负责地管理着我们这个班，至今还记得她读着课文走在教室里的样子。她给我们上语文课时区里组织各校的老师们来观摩过，水平很好。我一直心目中的老师就都应该是彭老师这样子的。后来听说她得了乳腺癌、类风湿等病，吃了治风湿的药有时又会胃出血，很多年前就坐上了轮椅，至今还在与疾病做斗争。多年前曾到校医院去看过她。
特别想说的是张国蕙老师，她给我们带来的是受用一生的聪明才智。五年级时张老师来到我们两个班教算术。那时她才19岁，听说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因为出身不好没让上大学，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位好老师。张老师训练学生速算，纸条发下来后读秒，自己写时间交上去，既要对又要快。后来下乡后在农村查账，我用笔与当地的老会计用算盘比赛加法和乘法，怎么比都是我赢，就是小学时打下的基础。那时还成立了算术提高组，那是实验班中的实验组，再做一些更难的题目。张老师教我们背1111121、1212144、。。。。。1919361，判断什么数能被3被11整除等等。课内课外还经常组织测验，我经常能连得几个100分，挺得意。小学高年级那种不用代数求解的许多方法虽然在实际中不大用，但对人的逻辑推理、大脑训练很有用处。那时我家住一公寓，中午晚上放学经常跟住在四公寓的张老师一起走，愿意跟她说话。总之非常喜欢这位年轻聪明的老师。文革时听说她在附小挨整，心里挺难过的。1970年代末，在清华听解析几何课，碰巧张老师也在听，我碰到一道数学难题，递个条子给张老师，她一边听课过会儿就解出来了，真不愧是附中的好学生啊。
清华附小还有许多科任老师也很棒。大队辅导员何老师教我们历史，口才很好，总是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大关老师教体育很有气势，还有小关、小刘老师都有很深印象。张还老师教地理，好像班上有点乱。方老师教手工还是画画，声音特别浑厚，所以若干年后她家出了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员。印象最深的是大刘老师，真是一位热爱音乐的好老师。自己是右派（不然也不会来教小学），政治压力一定大，家里好像也不对劲，但还是满腔热情地给我们讲聂耳、冼星海、贝多芬。教我们乐理，四二拍是强、弱，四三拍是强、弱、弱，四四拍是强、弱、次强、弱等等。班里好多同学还被他推荐去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现在还记得那时的好多歌，旋律像印在脑子里一样。现在想想，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四年级时，他曾经自杀过，摔坏了腿，听说他最后还是自杀而去。他给了我们许多音乐细胞，他教的歌也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愿他在天之灵能知道还有许多学生还是很感激他怀念他的。我们这些学生经过文革、上山下乡，在后来的日子里也都各有坎坷，有时想到或唱起大刘老师教我们的歌，就会好过得多。记得有“快乐的节日”、“劳动最光荣”、“金色的童年”、“我爱祖国的蓝天”、“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花儿朵朵向太阳”等等。还有毕老师、李文英老师也都在合唱团指导过我们唱歌和演出。美国黑孩子小杰克、黑非洲、刘胡兰……等等，都在大礼堂演出过。
我自己在小学是个绵羊式的好学生，最高职务是中队委，也评上过多次三好生。每年的成绩册分数都很好，但评语里一定有一句话，“希望上课能够积极发言”。我们那时虽是实验班，功课负担却并不重，每天放学都有时间玩，做完作业就跳皮筋、拽包、跳格子，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有时成立学习小组，一二公寓的陈立元、刘星云、王加宁我们都是一起到谁家去做作业。一起玩的最多的是冬晓平。我们班里也有几个淘气的同学，我是经常被分配互助一个淘气的同学。比如刘星云，他的个子挺高的，但是为了管住他，就老是让他坐在前排我这个小矮个的附近，他淘的出奇，他父母一直记得他把我的小辫捆在椅子上。
我们是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小学受的也是完全理想的向上的教育，后来的几十年就是按照那时的教育去生存去打拼的。学习上，清华附小的实验班给打下了非常好的学习基础，也培养了自学知识的能力。后来仗着小学和初中一年的好底子，拿着中学的课本，在农村插队把全部中学的数理化课都自学完成了。再上学的时候，相关的课也能学到成绩最好。很感谢清华附小实验班给予我的这一切。遗憾的是文革后语文再没继续学过，在附小时我的作文在班里和学校都朗读过，彭老师很欣赏的。现在这语文水平真惭愧！
当然，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有缺憾之处。比如说造成过于的理想主义，过于的单纯，过于的实在，过于认真负责任，以致走向社会以后太不适应。想不通很多事很多人为什么跟我们的想象那么不一样。遇上文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不通也得生存，于是再去上社会这个学校。也很艰难。
如今，工作生涯快要结束了，人生马上进入新的阶段。回忆过去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上小学时毕竟还小，难免有记忆不准确之处，大家共同回忆度过我们快乐的晚年生活吧。
感谢清华附小！感谢所有教过我们、为我们操过心的校长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