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三兄弟，都在清华附小念书。在附小上学时，三兄弟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因此，在附小百年华诞之际，写一点东西，也算不忘本，饮水思源吧。但那时年纪尚小，记忆模糊，可能挂一漏万，只能请师长们原谅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迁居。家从新林院2号乙搬到16公寓305室。新林院离附小很近，而新公寓（15、16、17公寓）离附小比较远，所以住在2号甲的陈舜瑶伯母看我腿短个子小，就说，“以后放学晚了，就上我们家来吃饭。”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有一天中午，因为老师拖堂，下课晚了，我就跑到陈家去吃饭，吃完后就回教室了。家里看我没回家，结果下午第一节课，阿太（我妈的姥姥）给我送饭来了。班主任看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太颤巍巍的提着饭盒站在门口，赶快问了情况，让我出去。我觉得很丢人，没说 几句就把阿太打发走了，也没想寒风凛冽之中，阿太是如何走到附小的。放学回家，自然是被训斥，说我“太不懂事”“听不懂话”“也不打个电话告知一声”。
当时父母都忙，16公寓的同学基本处于“放养”状态。于是我们就经常用电话联系，相约上学。那时最喜欢上王如骥家玩，因为他们家房子多，大人又不管，任由我们跑来跑去。后来有一次不幸被艾平爸爸（艾知生）发现，说这是“特殊化”。于是通向艾平家的这条“热线”宣告终结。
当时实验班编为两个班，是从幼儿园上来的。幼儿园拿我们做了什么“实验”，实在记不得了。记得的“特殊待遇”，就是把入学年龄放宽，从1953年9月1日前放到54年2月底。（这一“放”，出了一个浙江大学的校长杨卫）。六班是邱老师一带到底，我在的五班则是不停的更换老师。所以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淘汰的人比六班多，中学考上清华附中的同学比六班少。现在看来，小学教育最好还是一位老师带到底，因为她熟悉情况，能够针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教学质量自然就高了。
第一次“淘汰”是在四年级升五年级进行的；实验班从二年级直接跳入四年级，有些同学跟不上了，有些同学得了肝炎，所以在期末考试后进行了筛选。五年级开学的时候，我们班只剩下了二十几个熟面孔，淘汰了十几位。学校就从同年级其它班调过来一些学生。他们普遍比我们大一两岁。比我们“懂事”，劳动技能和身体发育也比我们强，有几个男生（如王建民）打架也比较勇猛。后来我们班的纪律和学习就开始滑坡，直到换了大彭老师当班主任才有所好转。
为了加强班干部的力量（也有说是家长要求），学校又从二班调来了几位学生骨干：李文玮、李秾和高朗朗。记得李文玮是“三道杠”，很快就报到了。而其他两人不愿意调班。二班的男生还进行了“高朗朗保卫战”，把奉老师之命去做高朗朗工作的李文玮轰了出来，可能还说了些“儿话”（比如叛徒一类），害得李文玮哭了一场。但胳臂终于拗不过大腿，到星期一，三个人就如数报到了。高朗朗是附小的跳高冠军，二班之所以要打“保卫”战，除了哥们义气外，也有功利性的考虑。李秾虽然住我家楼下，但是我们极少说话，以至于同窗三年，现在也不记得她说过一个字。后来这三位都考入了清华附中。现在想起来，当年调他们出来，二班沈老师可能也老大不乐意。虽说当时没有升学率考评，但班上有多少人能考上清华附中，班主任是很在乎的。
自己在班上，除了长得比较讨喜外，其他乏善可陈。尤其是音体美劳，那是完全不靠谱的，低于平均水平。只是自己天生爱出汗，又不带手绢，出了汗拿手一抹，就成了大花脸。所以在劳动时，虽然不会干，但经常受表扬，主要是劳动态度好，不怕脏不怕累。同班的少年里，如黄钢、王如骥、胡华京、宗和，大体情况和我一样。象郭励强，发育得早，个子大，就属于另一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