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组合--安校长、彭老师、张老师
彭老师是我们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当时年龄并不大，但是满头银丝，容貌端庄，不怒而威，一丝不苟，当时很令我们这些顽童敬畏。她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字写得很规范，具体给我们教了点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为人师表，整顿教学秩序，绝对功不可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语文的教材教法，是体现不出老师的水平的。比如课文中“饲养员赵大叔”一文，给城市孩子读，完全不知所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歌颂少年英雄刘文学的长诗，虽然头两句“嘉陵江水啊浪涛涛，黄桷树根深叶茂”现在还记得，但没有了古诗的音韵之美，情节又和生活不搭界，谈不上起什么陶冶情操的作用。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繁体字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看了好几遍了，（因我外婆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晚上上班，下班后就拿本小说回家给我看。因为第二天要拿回去，所以我看书速度极快。新中国出的小说（包括翻译的）我起码看过一半。所以语文课上，什么解词造句作文，讲授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实在太刻板无味了。一天。彭老师念六班同学杨卫的范文：“我爱吃窝头了”，也许出于“羡慕嫉妒恨”，我在下面叨咕“骗人”“瞎编”。不料被彭老师听见，即被她批评：“骄傲！不虚心”。
张国蕙老师是高考落榜后到清华附小任教的。她不是分数不够，而是家庭出身政审不合格，她的分数上清华也没问题。她家孩子太多，为了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她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个学校不仅包吃包住不用交学费还发津贴。但在大讲“阶级路线”的年代，哈军工是保密单位，她出身又有点“问题”，于是不予录取。她是“为五斗米折腰”，屈就到清华附小教算术来了。在她来之前，有师范大学来附小实习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给附小实验班派的“辅导员”给我们“吃偏饭”，能借助的外力都给实验班用上了，在功课上对我们并无帮助。
当年张老师十九岁，也就是个大孩子。她大脸盘，对学生的挑衅极其敏感，并马上就脸颊充血红彤彤，后来同学们就赠她了一个“大苹果”的外号。上课初期，经常被调皮的学生气得当场落泪。开始的时候是走出教室，擦干眼泪再回来讲课，后来改了，变成坐在第一排背对学生落泪。记得那次同班的李淑芬跑到侧面看了一眼，就奔出教室找大彭老师去了。后来，大彭老师飘然而至，把全班斥责一顿。但是，张老师的算术的确教得很好，人又肯学习，向北师大的老教师虚心讨教，引进了“鸡兔同笼”“百人百砖”等古题的算术解法，办起了算术提高组，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我们班的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她那时教给我们的平方口诀(1111121……)速算方法，多年后我还记得，一生中反复受益，尤其到了现在购物的时候，收银员还在按计算器的时候，金额已经被我报出来了，令收银的小姑娘惊叹不已。其实，这全是拜张老师所赐。
1965年的时候，学毛著已经形成运动，搞得小学生也跃跃欲试。但我当时看小说习惯了，对“语录”不感兴趣，觉得要看就看“全本”。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还写了一页多拐弯的“体会”。再看《纪念白求恩》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故事。但是“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倒是背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行文是“成语串”，容易上口。意思虽然不懂，但念起来很舒服，甚至比唐诗宋词还舒服。老师很宽容，只是看着我们在那里认真地胡说八道，一言不发，一笑置之。在他们看来，这是成长中的必然。
现在想起来，小学中这两门主课老师如此配备，是很科学的。语文老师要“老”，国文底子要好。要“镇”得住。否则，学生看过的书他没看过，问字不认识，问书不晓得就没有威信。算术老师要“小”，否则新知识新教法进不来，和学生的沟通也不会通畅，对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不利。小学教育中“最失败”的恐怕当属时事政治了，虽然口号喊的很响亮，但是五年级时事测验时，许多同学在填空时，把蒋介石填成了美国人，根据就是“美蒋反动派”这个“略称”。
但当时也有感觉到“不和谐”的地方，这里主要是指的安孟林副校长。安校长在学校“别具一格”。不担任什么课程，专管教学秩序。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比较严厉，说话还带着地方（河南？）口音，有威慑力。和顾校长那种慈母般的“科班老太太”大不一样。
现在想起来，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是大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公寓食堂前碰到安校长，他对我进行了一次“理想教育”。他问我：以后你想干什么啊？我立即回答：考清华附中。他又问：“上完附中后干什么？”“考清华大学。”“上完大学呢？”“念研究生。”“再以后呢？”“工作呗”。
安校长对我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说：如果考不上呢？想没有想过到农村去？去农村喂猪？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没想过。”谈话到此结束。当时觉得安校长很看不起人，根本不懂教育。但1969年，我被安校长所言中，去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农村四年，最后一年任本村小学高年级的老师，好像还称职，对养猪也颇有心得，对猪很有感情，而同学艾平，被分配到县副食品公司，任务就是收猪。一头猪定几级的价位，拿手一掐屁股就有数了。看来安校长预见水平高于大学任何一位领导和教授，而我们去插队饿肚子也是应该 ——因为肚子里油水往往大了不懂世事。就像曹刿所说：“肉食者鄙。”
第二件事是安校长负责给学生核发游泳证，标准是游50米。我当时身高1米38，最多能游十几米，换三口气后准喝水。但不能示弱，只好硬着头皮参加测试，连游带走加扑腾，总算从南岸游到了北岸，大概不足30米。安校长看我精神可嘉，就发给我了游泳证。
第三件事情是被开除的学生来找事。当时学校管理严格，成绩不好就留级。有同学先后留过四级。在学校就成了“小霸王”。学校对有的不可造就，又有劣迹的学生做了退学处理。安校长为了惩前毖后，强调纪律时举例说了“×××就被开除了”。附小是一个子弟学校，于是弟弟告诉哥哥，哥哥就来找安校长“理论”。那位被开除的学生此时已是五大三粗，据说还“练过”形意拳。放学后他就在校门口晃，消息一传，一批小学生等着看热闹，议论安校长“敢不敢来”“打得过打不过”等等。安校长闻讯而至，根本不怕。那位“大哥”见安校长来了，也不晃了，问安校长：我明明是退学，为什么你说我是被开除的？几句话之后，被安校长说的无言以对，放下了一句“这事没完”，就走掉了。
这三件事情，使我后来觉得，安校长虽然比较“另类”，但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回忆安校长的事，是想复原当年清华附小的“教育生态”。虽然蒋南翔的“一条龙”的目标已经提出，但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谁也不知道，甚至连“一条龙”是讲“预科——大学——研究生”还是“附小——附中——大学”都不大清楚。清华附小当时基础谈不上很好，老师校长家长学生认识也不统一，各有一套，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信念是坚定的。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清华附小教职员工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状态，才是最宝贵的。
彭老师是我们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当时年龄并不大，但是满头银丝，容貌端庄，不怒而威，一丝不苟，当时很令我们这些顽童敬畏。她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字写得很规范，具体给我们教了点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为人师表，整顿教学秩序，绝对功不可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语文的教材教法，是体现不出老师的水平的。比如课文中“饲养员赵大叔”一文，给城市孩子读，完全不知所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歌颂少年英雄刘文学的长诗，虽然头两句“嘉陵江水啊浪涛涛，黄桷树根深叶茂”现在还记得，但没有了古诗的音韵之美，情节又和生活不搭界，谈不上起什么陶冶情操的作用。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繁体字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看了好几遍了，（因我外婆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晚上上班，下班后就拿本小说回家给我看。因为第二天要拿回去，所以我看书速度极快。新中国出的小说（包括翻译的）我起码看过一半。所以语文课上，什么解词造句作文，讲授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实在太刻板无味了。一天。彭老师念六班同学杨卫的范文：“我爱吃窝头了”，也许出于“羡慕嫉妒恨”，我在下面叨咕“骗人”“瞎编”。不料被彭老师听见，即被她批评：“骄傲！不虚心”。
张国蕙老师是高考落榜后到清华附小任教的。她不是分数不够，而是家庭出身政审不合格，她的分数上清华也没问题。她家孩子太多，为了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她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个学校不仅包吃包住不用交学费还发津贴。但在大讲“阶级路线”的年代，哈军工是保密单位，她出身又有点“问题”，于是不予录取。她是“为五斗米折腰”，屈就到清华附小教算术来了。在她来之前，有师范大学来附小实习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给附小实验班派的“辅导员”给我们“吃偏饭”，能借助的外力都给实验班用上了，在功课上对我们并无帮助。
当年张老师十九岁，也就是个大孩子。她大脸盘，对学生的挑衅极其敏感，并马上就脸颊充血红彤彤，后来同学们就赠她了一个“大苹果”的外号。上课初期，经常被调皮的学生气得当场落泪。开始的时候是走出教室，擦干眼泪再回来讲课，后来改了，变成坐在第一排背对学生落泪。记得那次同班的李淑芬跑到侧面看了一眼，就奔出教室找大彭老师去了。后来，大彭老师飘然而至，把全班斥责一顿。但是，张老师的算术的确教得很好，人又肯学习，向北师大的老教师虚心讨教，引进了“鸡兔同笼”“百人百砖”等古题的算术解法，办起了算术提高组，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我们班的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她那时教给我们的平方口诀(1111121……)速算方法，多年后我还记得，一生中反复受益，尤其到了现在购物的时候，收银员还在按计算器的时候，金额已经被我报出来了，令收银的小姑娘惊叹不已。其实，这全是拜张老师所赐。
1965年的时候，学毛著已经形成运动，搞得小学生也跃跃欲试。但我当时看小说习惯了，对“语录”不感兴趣，觉得要看就看“全本”。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还写了一页多拐弯的“体会”。再看《纪念白求恩》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故事。但是“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倒是背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行文是“成语串”，容易上口。意思虽然不懂，但念起来很舒服，甚至比唐诗宋词还舒服。老师很宽容，只是看着我们在那里认真地胡说八道，一言不发，一笑置之。在他们看来，这是成长中的必然。
现在想起来，小学中这两门主课老师如此配备，是很科学的。语文老师要“老”，国文底子要好。要“镇”得住。否则，学生看过的书他没看过，问字不认识，问书不晓得就没有威信。算术老师要“小”，否则新知识新教法进不来，和学生的沟通也不会通畅，对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不利。小学教育中“最失败”的恐怕当属时事政治了，虽然口号喊的很响亮，但是五年级时事测验时，许多同学在填空时，把蒋介石填成了美国人，根据就是“美蒋反动派”这个“略称”。
但当时也有感觉到“不和谐”的地方，这里主要是指的安孟林副校长。安校长在学校“别具一格”。不担任什么课程，专管教学秩序。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比较严厉，说话还带着地方（河南？）口音，有威慑力。和顾校长那种慈母般的“科班老太太”大不一样。
现在想起来，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是大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公寓食堂前碰到安校长，他对我进行了一次“理想教育”。他问我：以后你想干什么啊？我立即回答：考清华附中。他又问：“上完附中后干什么？”“考清华大学。”“上完大学呢？”“念研究生。”“再以后呢？”“工作呗”。
安校长对我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说：如果考不上呢？想没有想过到农村去？去农村喂猪？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没想过。”谈话到此结束。当时觉得安校长很看不起人，根本不懂教育。但1969年，我被安校长所言中，去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农村四年，最后一年任本村小学高年级的老师，好像还称职，对养猪也颇有心得，对猪很有感情，而同学艾平，被分配到县副食品公司，任务就是收猪。一头猪定几级的价位，拿手一掐屁股就有数了。看来安校长预见水平高于大学任何一位领导和教授，而我们去插队饿肚子也是应该 ——因为肚子里油水往往大了不懂世事。就像曹刿所说：“肉食者鄙。”
第二件事是安校长负责给学生核发游泳证，标准是游50米。我当时身高1米38，最多能游十几米，换三口气后准喝水。但不能示弱，只好硬着头皮参加测试，连游带走加扑腾，总算从南岸游到了北岸，大概不足30米。安校长看我精神可嘉，就发给我了游泳证。
第三件事情是被开除的学生来找事。当时学校管理严格，成绩不好就留级。有同学先后留过四级。在学校就成了“小霸王”。学校对有的不可造就，又有劣迹的学生做了退学处理。安校长为了惩前毖后，强调纪律时举例说了“×××就被开除了”。附小是一个子弟学校，于是弟弟告诉哥哥，哥哥就来找安校长“理论”。那位被开除的学生此时已是五大三粗，据说还“练过”形意拳。放学后他就在校门口晃，消息一传，一批小学生等着看热闹，议论安校长“敢不敢来”“打得过打不过”等等。安校长闻讯而至，根本不怕。那位“大哥”见安校长来了，也不晃了，问安校长：我明明是退学，为什么你说我是被开除的？几句话之后，被安校长说的无言以对，放下了一句“这事没完”，就走掉了。
这三件事情，使我后来觉得，安校长虽然比较“另类”，但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回忆安校长的事，是想复原当年清华附小的“教育生态”。虽然蒋南翔的“一条龙”的目标已经提出，但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谁也不知道，甚至连“一条龙”是讲“预科——大学——研究生”还是“附小——附中——大学”都不大清楚。清华附小当时基础谈不上很好，老师校长家长学生认识也不统一，各有一套，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信念是坚定的。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清华附小教职员工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状态，才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