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再看“实验”班
清华幼儿园的“实验班”是1958年办的，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超英赶美，万马奔腾。实际上瞄准的是苏联。苏联当时是十年一贯制，而我国是十二年念完高中。于是，有些机关就想“一马当先”，比如：中宣部办了个景山学校，科学院办了个中国科技大学，都是“平地一声雷”，形式上是“从零开始”，甩开原有学校模式搞“实验”，想当“中国第一”。清华所谓“一条龙”的目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实验班就是清华附小的“第一批试验品”。这个试验当时看是成功的，因为两个实验班考上清华附中的人数，比同级四个普通班还多一名。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们1965年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个“大翻个”。实验班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成名成家”“迫害工农子弟”的“标本”。到了1969年，这批学生不论当年学习成绩好坏，又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是当年插队时年龄最小的一批人。像杨卫、施建飞到陕西延川聂家坪插队的时候，年龄还不满15岁。道理是潜在的：招工招兵谁愿意要15岁上下的孩子呢？而去外地农村插队。只要是北京来的，“大小生熟”都不论，“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数量上不仅可以达标，还有可能超标。
“文革”期间，清华附小也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没有虱子硬找虱子”，连同班同学在小人书上盖上“××藏书”的橡皮章，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孩子从小就想“成名成家”的证据。其实，此举表面是模仿文人雅士，实际上是防止借书不还拆了套，和“修正主义”没关系。
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当了一年民办老师，教四五年级的复式班（两个年级一个教室），教的还不错，关庄中学的校长听了我一节算术课（同向相向运动）后，大为赞赏，就想把我调到关庄中学任教，后来听说我中学只上过不到一年，于是就把这事情放下了。我先后当了二十年老师，反映还不错，原因就是当年教我的老师都很不错。而在部队院校任教的时候，也明白了安校长这类人物是任何学校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年小体弱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保护。我学习工作做事的真正基础（系统训练），是清华附小五年打下的并使我终生受益。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看书学习的习惯，一是力争上游的潜意识。
但年纪小身体弱，体育上就很吃亏，一到清华附中，我们实验班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六班的严国青在短跑上脱颖而出。但身体差距到十八九岁就能“找齐”。比如杨卫，小学期间长得瘦瘦小小，谁都能‘欺负’他。插队时才开始“后来居上”，他在西北工业大学念书我们见面，他让我猜他在校运会上什么项目拿了名次，我屡猜不中，他得意的告诉我：“铅球！没想到吧？”比他后来获准出国学习还兴奋。
虽然实验班“文革”初期遭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评，但是附小教学秩序一旦恢复正常，实验班立即“复活”。我的两位弟弟，都得到过附小老师的爱护和帮助，这得益于清华大学的氛围——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清华附小的学生大都是不比吃穿，不比父母，不比拳头，只比功课。这才是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的保证。按常识来说，小学阶段任务就是启蒙开智，因此德育体育两项就不应该有太高的“标准要求”。更谈不上“无产阶级政治”。记得1972年陕西农村小学三年级语文（省编教材）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语录“党的基本路线”（就是那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面对9岁小儿，再天才的老师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这种有教材无教法谁也没办法的“教育革命”，比旧社会的蒙学课本“三百千”差远了。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因几篇“小学生日记”，就可以发动在整个教育战线反“回潮”的荒唐事。
清华幼儿园的“实验班”是1958年办的，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超英赶美，万马奔腾。实际上瞄准的是苏联。苏联当时是十年一贯制，而我国是十二年念完高中。于是，有些机关就想“一马当先”，比如：中宣部办了个景山学校，科学院办了个中国科技大学，都是“平地一声雷”，形式上是“从零开始”，甩开原有学校模式搞“实验”，想当“中国第一”。清华所谓“一条龙”的目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实验班就是清华附小的“第一批试验品”。这个试验当时看是成功的，因为两个实验班考上清华附中的人数，比同级四个普通班还多一名。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们1965年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个“大翻个”。实验班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成名成家”“迫害工农子弟”的“标本”。到了1969年，这批学生不论当年学习成绩好坏，又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是当年插队时年龄最小的一批人。像杨卫、施建飞到陕西延川聂家坪插队的时候，年龄还不满15岁。道理是潜在的：招工招兵谁愿意要15岁上下的孩子呢？而去外地农村插队。只要是北京来的，“大小生熟”都不论，“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数量上不仅可以达标，还有可能超标。
“文革”期间，清华附小也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没有虱子硬找虱子”，连同班同学在小人书上盖上“××藏书”的橡皮章，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孩子从小就想“成名成家”的证据。其实，此举表面是模仿文人雅士，实际上是防止借书不还拆了套，和“修正主义”没关系。
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当了一年民办老师，教四五年级的复式班（两个年级一个教室），教的还不错，关庄中学的校长听了我一节算术课（同向相向运动）后，大为赞赏，就想把我调到关庄中学任教，后来听说我中学只上过不到一年，于是就把这事情放下了。我先后当了二十年老师，反映还不错，原因就是当年教我的老师都很不错。而在部队院校任教的时候，也明白了安校长这类人物是任何学校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年小体弱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保护。我学习工作做事的真正基础（系统训练），是清华附小五年打下的并使我终生受益。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看书学习的习惯，一是力争上游的潜意识。
但年纪小身体弱，体育上就很吃亏，一到清华附中，我们实验班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六班的严国青在短跑上脱颖而出。但身体差距到十八九岁就能“找齐”。比如杨卫，小学期间长得瘦瘦小小，谁都能‘欺负’他。插队时才开始“后来居上”，他在西北工业大学念书我们见面，他让我猜他在校运会上什么项目拿了名次，我屡猜不中，他得意的告诉我：“铅球！没想到吧？”比他后来获准出国学习还兴奋。
虽然实验班“文革”初期遭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评，但是附小教学秩序一旦恢复正常，实验班立即“复活”。我的两位弟弟，都得到过附小老师的爱护和帮助，这得益于清华大学的氛围——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清华附小的学生大都是不比吃穿，不比父母，不比拳头，只比功课。这才是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的保证。按常识来说，小学阶段任务就是启蒙开智，因此德育体育两项就不应该有太高的“标准要求”。更谈不上“无产阶级政治”。记得1972年陕西农村小学三年级语文（省编教材）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语录“党的基本路线”（就是那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面对9岁小儿，再天才的老师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这种有教材无教法谁也没办法的“教育革命”，比旧社会的蒙学课本“三百千”差远了。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因几篇“小学生日记”，就可以发动在整个教育战线反“回潮”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