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10岁，在清华附小65届6班读书。作为一个小学生，对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还是懵懂的，我所知道、了解社会上的人十分有限，生活圈子只有班上的同学和家人。比较熟悉的就是爸爸、妈妈、弟弟、奶奶等家庭成员，以及平时在一起玩耍的几个同学。
最早走进我思想的人，应该是受清华附小我们班主任邱树俊老师的启发，她提的一个问题，让我花去了45年时间思考、探究。邱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从一年级直到六年级，记得她讲课十分生动，板书也写得非常工整。为了使学习和我们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有一次邱老师向全班同学提了一个问题：“知道你们每个人的爷爷是干什么的吗？”班上同学中当时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邱老师说，你们可以回家问问爸爸妈妈，明天来继续回答。那天我回家后，向我的奶奶张淑芳问了这个问题，奶奶立刻告诉我：“你爷爷是舰长。”第二天。邱老师在班上点名叫同学回答问题，当问到我时，我站起来说：“我爷爷是舰长！”记得当时语惊四座，还在班上引起了一个小波澜呢。但是，我爷爷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军舰的舰长？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奶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以后上清华附中，“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上大学，到国家机关、院校工作，这个问题始终在我心中萦绕，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要光顾那里的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设法查找与我爷爷有关的资料，但收获甚少，犹如大海捞针。1987年，我调入图书馆工作，需要为读者做大量的参考咨询工作，那时安徽省无为县政协主席马俊如先生经常来清华家中找我父亲，问及我爷爷的事情，但由于我父亲从小被送到北平读书，很少和我爷爷接触，我爷爷去世很早，年仅51岁，父亲17-18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对爷爷的事情知道的很不完整，仅知道烟台曾有一座王传炯先生纪念碑，“文革”中被砸毁了。父亲还能记起一些生活琐事，他说爷爷的性格很刚烈，年轻时因长时间在海上漂泊，日光暴晒，上岸后南方气候潮热，胳膊上长满了湿疹，奇痒无比，久治不愈。一气之下，爷爷自己发明了“恶治”法，他将吃饭的瓷碗摔碎，用瓷片来回刮蹭有湿疹的部位，刮得两条手臂血肉模糊，几天后伤口结痂，湿疹竟然奇迹般的好了。马先生和父亲仔细交谈，做了详细记录，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台湾《青年杂志》上。
然而，由于父亲是学理工的，在电机系教《电工原理》，马先生当时问的几个问题，涉及历史学专业，他都没能准确的回答出来。我将这些问题记了下来，跑遍京城图书馆进行查找，积累了部分资料。到图书馆工作后，按照图书馆检索程序进行了检索，查阅到大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并借旅游结婚的机会，去烟台等城市做了实地考察，最终写出了一篇传略，比较接近的反映出了爷爷的人生轨迹。这篇传略写成的时间是2008年10月，离邱老师提问的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邱老师这一问可谓世纪之问了！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找到爷爷的一张照片。
在清华附小66班学习期间，进入我思想的第二个人，是从和母亲聊天开始的。那是1963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后，看到妈妈手中拿着一张报纸，正在目不转睛的阅读，我凑过去问她看到了什么，她告诉我报上登载的是雷锋的事迹。第二天，清华附小少先队就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学雷锋，不久“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了。记得当时我们66班的谈惠明同学是少先队大队委员，庞沄同学是中队委员，唐纬同学是小队委员，在学雷锋活动中，队干部做得比较突出，起到了带头作用，雷锋是我们这代人终生的记忆。这以后的几十年，我从入少先队，入共青团，直到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锋精神始终伴随着我，每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动力就来自雷锋，在我的入党志愿书组织意见一栏中，清楚的写着：该同志品德高尚，助人为乐……。需要解释的是，雷锋精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行动，而不是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1980年，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有一次经过西安市南城门，看到护城河里有一个人，岸上近百人围观，竟没有一人施救，我立即脱掉外衣，跳下河去，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救了出来，并拦了一辆汽车，将她送到医院，经抢救而挽回了生命。那是一位25岁的妇女，因家中矛盾自寻短见，跳河时岸边的襁褓里放着她刚刚满月的孩子。第二天，《西安晚报》报道了此事，学校团委召开全校大会，请我在会上发言，问我救人时想到了什么，是否想到了雷锋，我不加掩饰地告诉他们：“什么都没想，来不及想。”这件小事印证了一位哲人所言，“小事永远是大事的根，每一棵生命之树的衰荣都可以从他的根上找到答案。”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人其实就是一根苇草，一根有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有思想。孙中山先生指出：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花甲之年，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根源出自清华附小。清华附小是我思想的发源地；清华附小的老师是启发我思想的圣人；清华附小的同学是鞭策我思想发展旳益友。
最早走进我思想的人，应该是受清华附小我们班主任邱树俊老师的启发，她提的一个问题，让我花去了45年时间思考、探究。邱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从一年级直到六年级，记得她讲课十分生动，板书也写得非常工整。为了使学习和我们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有一次邱老师向全班同学提了一个问题：“知道你们每个人的爷爷是干什么的吗？”班上同学中当时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邱老师说，你们可以回家问问爸爸妈妈，明天来继续回答。那天我回家后，向我的奶奶张淑芳问了这个问题，奶奶立刻告诉我：“你爷爷是舰长。”第二天。邱老师在班上点名叫同学回答问题，当问到我时，我站起来说：“我爷爷是舰长！”记得当时语惊四座，还在班上引起了一个小波澜呢。但是，我爷爷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军舰的舰长？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奶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以后上清华附中，“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上大学，到国家机关、院校工作，这个问题始终在我心中萦绕，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要光顾那里的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设法查找与我爷爷有关的资料，但收获甚少，犹如大海捞针。1987年，我调入图书馆工作，需要为读者做大量的参考咨询工作，那时安徽省无为县政协主席马俊如先生经常来清华家中找我父亲，问及我爷爷的事情，但由于我父亲从小被送到北平读书，很少和我爷爷接触，我爷爷去世很早，年仅51岁，父亲17-18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对爷爷的事情知道的很不完整，仅知道烟台曾有一座王传炯先生纪念碑，“文革”中被砸毁了。父亲还能记起一些生活琐事，他说爷爷的性格很刚烈，年轻时因长时间在海上漂泊，日光暴晒，上岸后南方气候潮热，胳膊上长满了湿疹，奇痒无比，久治不愈。一气之下，爷爷自己发明了“恶治”法，他将吃饭的瓷碗摔碎，用瓷片来回刮蹭有湿疹的部位，刮得两条手臂血肉模糊，几天后伤口结痂，湿疹竟然奇迹般的好了。马先生和父亲仔细交谈，做了详细记录，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台湾《青年杂志》上。
然而，由于父亲是学理工的，在电机系教《电工原理》，马先生当时问的几个问题，涉及历史学专业，他都没能准确的回答出来。我将这些问题记了下来，跑遍京城图书馆进行查找，积累了部分资料。到图书馆工作后，按照图书馆检索程序进行了检索，查阅到大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并借旅游结婚的机会，去烟台等城市做了实地考察，最终写出了一篇传略，比较接近的反映出了爷爷的人生轨迹。这篇传略写成的时间是2008年10月，离邱老师提问的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邱老师这一问可谓世纪之问了！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找到爷爷的一张照片。
在清华附小66班学习期间，进入我思想的第二个人，是从和母亲聊天开始的。那是1963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后，看到妈妈手中拿着一张报纸，正在目不转睛的阅读，我凑过去问她看到了什么，她告诉我报上登载的是雷锋的事迹。第二天，清华附小少先队就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学雷锋，不久“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了。记得当时我们66班的谈惠明同学是少先队大队委员，庞沄同学是中队委员，唐纬同学是小队委员，在学雷锋活动中，队干部做得比较突出，起到了带头作用，雷锋是我们这代人终生的记忆。这以后的几十年，我从入少先队，入共青团，直到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锋精神始终伴随着我，每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动力就来自雷锋，在我的入党志愿书组织意见一栏中，清楚的写着：该同志品德高尚，助人为乐……。需要解释的是，雷锋精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行动，而不是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1980年，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有一次经过西安市南城门，看到护城河里有一个人，岸上近百人围观，竟没有一人施救，我立即脱掉外衣，跳下河去，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救了出来，并拦了一辆汽车，将她送到医院，经抢救而挽回了生命。那是一位25岁的妇女，因家中矛盾自寻短见，跳河时岸边的襁褓里放着她刚刚满月的孩子。第二天，《西安晚报》报道了此事，学校团委召开全校大会，请我在会上发言，问我救人时想到了什么，是否想到了雷锋，我不加掩饰地告诉他们：“什么都没想，来不及想。”这件小事印证了一位哲人所言，“小事永远是大事的根，每一棵生命之树的衰荣都可以从他的根上找到答案。”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人其实就是一根苇草，一根有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有思想。孙中山先生指出：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花甲之年，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根源出自清华附小。清华附小是我思想的发源地；清华附小的老师是启发我思想的圣人；清华附小的同学是鞭策我思想发展旳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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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邱树俊老师（摄于上世纪6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