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年满7岁的我成为一名小学生，走进了清华附小。
我家住在北院，清华大学的北边。每天上学要经过图书馆、三院教室、大礼堂、阶梯教室、科学馆、一教、二教、二校门，过了桥是照澜院、新林院、胜因院、普吉院，约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才能到达清华最南端的清华附小。过桥，我和小伙伴们有时不走桥面，却要冒险去走桥的扶手，而桥的扶手只有10公分宽。上学的路上还经常遇见住在胜因院的一对俄罗斯老夫妻，我们互相打着招呼，“达斯维达尼亚（再见）”。
一年级时我在五班，班主任是谢老师。谢老师是个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人又和蔼可亲。那时的我胆子小、不爱讲话、不和同学交往，非常惧生。班里的同学不认识几个，但是我记得张早，因为她敢在课堂上离开坐位，跪在地上向后下腰；记得靳玉静，因为她在课间活动时，被转伞撞断了臂膀，很长时间都是挎着绷带来上学。
清晰记得，我在一年级犯的两个错误。
一次上课，我拆开爸爸给买的自动铅笔，看着装铅芯的笔管，心想，如果当哨子吹是不是能吹响？一吹果然响了，完全忘了这是在课堂上。直到谢老师走到我身边，收走我的笔管，我才如梦初醒。晚上，谢老师来家访，我躲在隔壁房间偷听，不敢出来见老师。谢老师将笔管交给妈妈，只和妈妈说些让我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走神之类的话，还说我平时老实听话，不像哥哥那样淘气（她也教过我哥哥）。谢老师没有“告状”，真是个好老师，我顿觉轻松。
但第二个错误可没这么幸运了。一节体育课前的课间，同学们都出去活动了，我在教室里闲得无聊，就模仿老师在黑板上写画了点什么。谁承想由于天气不好，体育课改在教室上了。当上课铃声响起，小关（关永长）老师走进教室让大家坐到座位上时，我却没顾得上擦黑板。小关老师看到黑板上的“写画”立刻发威，“这是谁干的？给我站起来！”我被吓坏了，脑子“嗡”的一下，哪敢承认。僵持了好一阵，有人“诬陷”一个平时比较淘气的男同学，好像叫宋凤林，他没干哪能承认！直到这时，我才不得不站起来，就像上了审判台，脑子一片空白，之后发生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像让我向宋凤林道歉？这件事在我心里布上了阴影，让我害怕、委屈了好久好久。回家做噩梦哭泣，称病不愿上学，并始终记恨关永长老师（小关）。之后我的性格更加内向，做事更加小心翼翼唯恐出错，也许这对我之后的人生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