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我升入二年级。不知为什么，“一五”班被拆散，我被编入“二三”班。我依旧胆小怕事，不和同学来往，连班主任是谁都不知道。尤其冬天课间，连教室门都不出。有一次因为天冷课间没上厕所，上课后居然尿了裤子，好丢人啊。老师让一个与我同住北院的男同学陪我回家，这让我又记住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杨兆雄。
二年级寒假（1964年1月），我同四年级的哥哥回了一趟爸爸的老家，河北保定附近的徐水县农村。和众多堂兄堂姐、弟弟妹妹们相聚，生活了一个假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门。农村的生活虽然困苦，但那里的人淳朴热情，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快乐。他们带我们赶集、看大戏。我教村里的小孩唱儿歌，表演“小猪儿圆溜溜，大耳朵翘鼻头，短短的尾巴两边摆，吃起那个食来呼噜噜。”那段日子很开心，只是染了一身虱子。回北京一进家门，先洗澡煮衣服，漂亮的绿毛衣褪了色变了形，长头发也为清洗方便剪成短发。开学后检查个人卫生时，我还担心会不会查出我头发里还有一时洗不掉的虱子卵。
这之后，我渐渐地在班里不那么自我封闭了，开始和同学交往。记得同桌有个女同学叫赵国英，家住蓝旗营，胖嘟嘟的满族人（其实我也是个四分之一的满族人）。她送我一小段种植烟的烟杆，拇指粗细的圆木，上面布满均匀细密的小孔，我觉得稀奇总拿在手里把玩，结果又被她强行要了回去。我好生气，“真赖皮，送人东西还反悔”，从此不再理她了。
好像是这年6月1日，我们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全班只有4名比较调皮的同学没被批准。那年，老师还组织一些同学排演了儿童剧“时刻准备着”，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给全校同学和家长看。我在其中只是走一过场，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舞台，心中很兴奋。回到家就问前来观看的奶奶看到我没有，听到回答“看到了、看到了”，我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可我还是羡慕那些演主角的同学，魏可庆、田伯刚……由此又记住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剧中除了“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少年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这首歌曲，我还记得放哨歌，“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儿你可带着呢？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得。”
三年级之后我变得开朗快乐了许多，记住了班主任男老师叫张还。不知为什么，调皮捣蛋的孩子背后喊他“青胡子兰眼”。还结识了很多同学：辜家冀、丁刚、范昕、王燕芳……放学后经常到这些同学家里去玩儿，课间也和他们一起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同住北院的还有个大个子同学刘虹，有段时间我爱学她写字，把字写得很小，放学后在教室先把作业做完再回家。有一次作业做完天都黑了，我们一起回家，把削铅笔小刀握在手里，互相壮胆说：遇到坏人就用小刀扎他。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四年级时，刘虹跳班离开了,但我还记得她的生日是7月27日，我的生日是8月28日，就差两个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