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我一段时间里对唱歌产生了某些疑惑，为什么有的人会说某个歌的调太高了唱不上去，而多高多低的调到我这里都是“一马平川”从没有什么唱不来的感觉？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对音乐的感知出了问题。上幼儿园时，阿姨管我叫“直嗓子”，到了小学，我一张嘴唱歌，就有人起哄地喊我“左嗓子”，上中学以后，我才知道，唱歌跑调那叫“五音不全”。科学家称我这种现象是“音盲”。
就是我这个音盲在“左嗓子”阶段却得到母校清华附小音乐老师的知遇之恩，在我心里也把他视为知音。当然，这话在我这一方说的有点大，对老师那个“音”我还是“盲”着……但老师对我的这个“音”却给了不失时机的提携。
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从东北的小山村来到了北京。教我们班音乐的刘秉钟老师（大刘），是个男老师，高高瘦瘦，白白净净。我对他的什么出身背景浑然不知，却对他那10个修长的手指产生了无比的敬畏。因唱歌跑调，每每被刘老师留下补课，我站在钢琴旁，看着刘老师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灵巧地飞舞，听着老师边弹琴边动情地唱着教过的儿歌，我幼小的心灵虽然对音乐充满向往，可不争气的嗓子还是依然“左”着。期末到了，我的全优的成绩单上破天荒地出现了3分，这是音乐课的成绩。面对刘老师恨铁不成钢的目光，我眼圈红红绝望地想，这个“3分”就算跟上俺了！悲哀和自卑一时间在心头溢满。
新学期又到了，刘老师教同学们唱的新歌是《我是一个黑孩子》，照例是全班唱、分组唱、个人唱。我那时虽然是刚到10岁的小姑娘，羞耻心也是有的，为了躲避刘老师的点名，我时常把头深深地低下，把身体尽量缩小，天哪，刘老师偏偏就不放过我！
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学期我的音乐成绩得了满分,看着那个大大的5分，我心里乐开了花。是我的嗓子不左了？不是，是敬爱的刘老师给了我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一天刘老师把我叫上讲台，不再让我唱歌，而是请我用充满感情的洪亮的声音，把歌词朗诵一遍！我唱歌不行，记性却不差，又有了表现的机会，自然是气冲霄汉，激昂慷慨“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啊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没想到，40多年前的这次歌词朗诵，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声情并茂的朗诵得到了同学们的掌声，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从此，我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了音乐课上的活跃分子——歌词朗诵已非我莫属，战果很快扩大到语文课的领读、朗诵比赛的领诵、文艺演出的报幕等等。这件事发展到最为“辉煌”的结果是：在小学五年级时我写就了生平第一首名为《献给亲爱的党》的长诗，并由老师在全班朗读，其中有两句至今还能顺口念出来：“小树长好要靠根，没有党啊就没有我们。”现在看起来也还算合辙押韵。
从那以后，我对诗词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无论在抒发宏大理想还是个人情怀时，无论在心潮澎湃还是心情沮丧时，也无论在倍受感动还是感觉无聊时，我总是不能自禁地写几行整齐或是长短不齐的押韵的句子。称其为诗词或许不够水平，但是我痴迷于此，陶醉于此，从中感受到了诗词的魅力、文字的魅力。我的父亲是学金属学的，母亲从事的是化学分析，家里也鲜有文学和诗词方面的书籍，我喜欢阅读和创作诗词，大都是来自小学音乐课的启蒙。初中毕业后，我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在连队的文艺演出中，我写的小诗、小快板和小歌词常常出现在兵团的报纸和自治区的刊物上，也偶有发表。因为写作方面比较突出，出身不好的我破例被调到团政治处做了报道员。回城后在清华大学工作，写作的时间少了，但也向《新清华》投过诗词方面的稿件，竟也被刊登。五音不全的我还偶尔涉足歌词创作。我写的那首《啊，教师》的歌词有幸被作曲家瞿希贤选中，给谱了曲子，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退休后时间充裕了，我的写作热情又被唤起，我参加了清华大学“荷塘诗社”，继续着我的诗歌学习和创作。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版了《清华大学百年诗集》，收录了我的4首律诗，能和百年间的大师们共于一册，能在百年校庆的舞台上听演员高声朗诵我写下的律诗《题二校门》：“清华园里二重门，千万书声石内存。一举霄冲风写誌，百年园守雨留痕。曾悲碎玉洇黄土，终慰新妆比旧尘。儿女应知沧海事，安得此门永驻魂。”我内心的感慨难以言表。回首当年，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且有音乐缺陷的孩子，有幸在清华附小读书，有幸遇到恩师刘老师，虽没有音乐上的造就，却成全了我一生的诗词梦。
自小学毕业后和刘老师再无联系也未曾见过面，“文革”后才得知多年前刘老师就已辞世。我不知道刘老师是否会记得音乐课上那个五音不全的小姑娘，那时附小的小乐团很是活跃，刘老师一直是乐队的“导师”，忙着培养那些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但是他没有忽略我这样缺少音乐感知的孩子。但正是他的“因材施教”，使我的人生有了更丰富更充实的精神享受和文化滋润。
谢谢您，敬爱的刘老师！谢谢您，我的母校清华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