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嘲笑自己这个“空中盖楼阁”的美国博士。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上过初三和高中。在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小学6年、初中两年和硕士3年，以及非正规教育的大学3年半。我感谢我的小学6年教育，它培养了我对学习的浓厚兴趣，打下了坚实的中文、数学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我的信念，锻炼了我的意志。
在清华附小百年校庆之时，身在异国他乡，怀念我那遥远的母校，我将以一个孩子的眼光，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纪念附小的成长。
一、开学第一天和之后的两年
在幼儿园，我学会了剪纸、画画、捏泥人。开学前不久，我才学着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字。我写的“3”和“5” 是反向的。
开学那天，风和日丽。我穿着裙子，背着一个用半新花裤腿改的小书包，捧着一把妈妈从自家院里剪下的五色波斯菊花，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班主任老师谢令德接过花，和蔼地笑了。
我喜欢上了这个谢老师，我们一起学、教了两年。小孩子学数学是从掰手指头开始的。手指不够用时，加上脚趾。谢老师教算术是将彩色的小动物、小植物纸片，一个个贴在绒布上。既形象、具体，又引起我的“玩心”。我就是这样一边玩，一边学算术的。我很专心，双手背在背后，老师的字字句句都淌入我的心里。我学写字十分专注，很少写错字。
在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已把家中的故事书、小说全看完了。连蒙带猜，大意看懂。大量阅读提高了我的阅读速度，也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谢老师是我的语文、算术的启蒙老师，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我遇到谢老师，总是怀着一种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我怀念谢老师。
二、对附小的认知实际从学前开始
我家当时住在胜因院52号，离附小不过是一个大沟之隔，3分钟可从家跑到附小。每早附小的课间操广播声就传到家里。有趣的是，隔一墙一街的北大附小也传来广播声。
当年清华的附中和附小的校园在一起。年轻的妈妈是附中的生物老师。小时去附中找妈妈，总要经过附小校园。
我上幼儿园时，两个年幼的舅舅上小学，最小的舅舅特别调皮。我们姐妹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正值小舅舅同学放学。见到我们，他们就摇头摆尾地唱：“小舅舅挨打了，小舅舅挨打了。”别说，我还真怀念那个时代。
三、我的音乐细胞和大刘老师
小学一年级时，我和班上两位男孩被刘秉钟老师（大刘）选进学校歌咏队，唱歌成了我的爱好。在小学，我参加过舞蹈和演出。三年级时，参加了刘老师组织的小提琴演奏队，在校外演出过。我不喜欢拉小提琴，随着刘老师不再教我们音乐课而告终。
作为一个孩子，不知道刘老师当时犯了什么“错误”？但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教学评价，应该说刘老师是一个忠实音乐教育事业的好老师。刘老师一丝不苟，要求很严，一根小竹棒总是不停地挥动着，或敲打着。就这样，我跟刘老师从音阶开始学起。业余合唱队和乐器队都是刘老师的额外工作。刘老师的家不在北京，他把他的爱也给了我们这些孩子。我纪念我的这位音乐启蒙老师。
四、我的“助教”生涯从小学开始
我从小学中年级开始协助老师做一些“小助教”工作。其一是放学后辅导学习吃力的同学完成作业；其二是帮助老师登成绩册；第三是组稿，出班里的黑板报。也曾帮个别老师按“标准答案”批改过作业。这种义工式的工作让我很欢快。增加了和同学们交流的机会，也培养了我的能力。后来我在中、美教过各种水平的课，深知教书不容易。特别是小学教师不容易，学生太多，作业太多。
五、体育运动，大关（关培超）、小关（关永长）老师，放学之后
过去我是个“书虫”，不爱说话，爱静不爱动。可对大关老师、小关老师的课是喜欢上的。因为是一种挑战，比如跳鞍马。我参加每届运动会，也拿过名次。
那时的孩子们没电脑、电视。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不知如何消磨。男女生到一定年龄会从“划三八线”到放学后“打群架”。我们班从四年级前后开始，这和成绩无关，我这个三好生也参加了。打架的方式是一边笑、叫、喊着，一边出拳出脚，或挥舞扫帚。对于这种半开玩笑的学生行为，老师们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挺好，现在想想不过是一群孩子释放余热的运动。
六、安孟林副校长给我第一个“下马威”
我曾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一直是好学生。只能听好，不能听坏。安副校长代四年级算术课，他要求过严。我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2分”是安老师给的。家庭作业3道题，错一道题就评“2分”，真想不通。好在那次成绩全班没登成绩册，因为“2分”、“0分”比比皆是。
这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告诫我：“好学生也会摔下马。”这以后的一次次挫折，尤其文革、插队让我百炼成钢。在美国念博士6年中，换专业3次，换导师3次，生生脱了3层皮，才完成了学业。我感谢这位让我第一次吃苦头的安副校长。
几十年漫长的心灵磨练，让我从一个脸皮薄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有“二皮脸”的研究人员。我经受住了多次当面被人指责或批判的场面。1974年我在西安医学院读大学，我所在马列小组写了一份“谁说知识不是力量？！”的大字报。我代表小组在全校批判会上发言。自此，学校关注我的行踪，红旗杂志社记者也去采访我。大学毕业后，我这个有“不轨言行”的学生回了陕北。1979年，西安医学院通知我返校，参加平反大会。我选择留在陕北准备考试。几个月后，我以第一届硕士生的身份返回校园。
七、沈老师和我小学最后两年
沈玉凤老师年长我们20岁，年轻精干，属“女强人”之列。说起话来严谨、“滴水不漏”，有时带些挑战性。常常让有缺点的同学招架不住。说来也怪，对沈老师的敬畏让一些同学奋发、努力。大概是沈老师激发了孩子们的好胜心吧！
我的作文被沈老师看好，成绩不错。我的暑假征文得过奖，奖品是本叫《篝火燃烧的时候》的书。沈老师教我写一篇文章如何构思，搭架子，承上启下，有头有尾。我喜欢写抒情文章或叙述文。我对古诗和现代诗也有兴趣。我于1969年去陕北插队，黄土高原的落后日月可见，真期望从上到下的改变。遥望星空，我写下《春风》一首：
我望北斗升，又知“嫦娥”落。
群山卧深沉，唯有春风过。
春风过山村，唤醒“受苦人”（农民对自己的称谓）。
飞来“中南讯”，立见变山河。
诗写在中央对陕北农村政策改革前。诗当时受到过朋友们的称赞。我要感谢沈玉凤老师、黄玉琴等老师对我写作的培养和帮助。
小学6年使我酷爱中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报考北大。1973年我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偏偏西安医学院的老师用唯一的名额招了我。从此我走进了生物医学领域，从微观到宏观研究人体疾病的治疗，成为美国知名大医药公司的高级科学家。反思我走过的路，认为上天的安排是对的：中文是工具，医学是事业。
八、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7岁上小学，它决定了我的一生。每当国旗在附小上空升起的时候，少先队鼓号齐鸣，少先队员们敬礼，庄严肃穆。让我从小热爱红旗，热爱中国，从此奠定了我一生的信念。我1985年去英国，1986年来美读博士，亲眼看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从不知，到知，到尊重。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随着中国的强大而强盛。虽然我阴差阳错地入了美国籍，但我始终没变“中国心”。
九、小学6年是“心灵上的一块净土”
童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小学6年是在校长顾蔚云和众多老师们的呵护下度过的。老师和学生间、学生和学生间没有芥蒂，感情是单纯和真挚的。因此，小学5年是我“心灵上的一块净土”。初二时开始文革，学生相斗，学生残害老师，父母挨整。所以我更愿意见小学同窗，不仅仅因为大家是清华子弟。
文章写到这儿，我的标题就成了我的结束语：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校友怀念她在远方的母校。希望清华附小兴旺。
